首发贵州反腐风暴：百余贪腐官员落马

◉ 邓坚才

贵州反腐风暴：百余贪腐官员落马，巨贪敛财超8亿终伏法

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雷霆万钧之势，“打虎”“拍蝇”毫不留情，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治腐败。在贵州这片土地上，一批身居要职的官员背离初心使命，将手中权力当作敛财工具，大肆谋取私利，构建起令人震惊的贪腐网络。从省委书记到国企高管，从政府部门领导到基层干部，超百名涉案人员被依法查处，其中孙志刚、刘文新、王富玉、李再勇等省部级官员的贪腐数额更是刷新纪录，最终都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

巨蠹当道：省级高官敛财数额惊人

在这批落马的官员中，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的贪腐行径堪称恶劣至极，其贪腐数额之巨令人瞠目结舌。经法院审理查明，2002年至2023年期间，孙志刚凭借担任湖北省委常委、贵州省委书记等重要职务的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推进、工程承揽等诸多事项上大开方便之门，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高达8.13亿余元。更令人发指的是，直至被查当月，他仍不收手，继续疯狂敛财。2024年10月，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对其作出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的严厉判决。

贵州省委政法委原副书记刘文新同样罪行累累。2003年至2022年，他利用担任贵阳市市长、黔西南州委书记等职务之便，非法收受财物达6.09亿余元。此外，他还涉及行贿、洗钱、非法携带管制刀具危及公共安全等多项严重罪名。2024年12月，刘文新被判处死缓并终身监禁，成为贵州反腐斗争中又一个极具警示意义的典型案例。

贵州省政协原主席王富玉，受贿及利用影响力受贿共计4.34亿余元；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李再勇，受贿金额达4.32亿余元，同时还滥用职权，造成8645万余元的生态损失。这二人同样被判处死缓并终身监禁。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是公权力的严重异化，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肆意践踏。

窝案频发：茅台系、金融系成贪腐“重灾区”

除了省级高官，贵州的国企和金融系统也成为贪腐行为的高发地带。贵州茅台集团作为知名国企，本应是行业标杆，却深陷贪腐泥潭。原董事长袁仁受贿1.129亿元，原董事长高卫东受贿1.1亿元，茅台公司副总经理杜光义、销售公司原总经理马玉鹏等多名高管也纷纷落马，形成“茅台系”贪腐窝案。这一系列案件暴露出国企在监管方面存在的严重漏洞，给国有资产造成了巨大损失。

金融领域的贪腐问题同样不容小觑。贵州省国资委原主任王勇受贿2.71亿元，贵州银行原董事长李志明受贿4310万元。不仅如此，贵州省自然资源厅、水利厅、卫健委等政府部门的多名厅级干部也因贪腐问题被查处，涉案金额从数百万到数亿元不等。这些贪腐行为覆盖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多个关键领域，严重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

法网恢恢：贪腐者难逃法律制裁

面对猖獗的贪腐行为，贵州纪检监察机关与司法部门紧密协作、形成合力，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原则，以铁腕手段打击腐败。截至目前，这批涉案官员中，孙志刚、刘文新等核心人员已相继受到法律的严惩，涉案赃款赃物被依法追缴，部分未能实际取得的赃款也被列入继续追缴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部分官员妄图通过洗钱、转移资产等手段掩盖罪证，甚至像王富玉在离职后仍利用影响力大肆受贿，最终都未能逃脱法律的制裁。正如王富玉在庭审中的忏悔：“我不知道要钱干什么，我吃喝不愁啊。”这句忏悔之言，深刻道尽了贪腐者的贪婪与荒唐，也再次印证了“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这一铁律。

警钟长鸣：反腐永远在路上

贵州此次查处的百余名贪腐官员案例，不仅充分彰显了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的决心，也暴露出基层权力监督、国企监管等方面仍存在诸多薄弱环节，亟待持续完善和加强。这些官员从身居高位到身陷囹圄，其堕落的根源在于理想信念的崩塌和对纪律规矩的漠视。他们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将个人私利置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最终走向了违法犯罪的深渊。

反腐败斗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持久战，只有持续扎紧制度的笼子，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构建起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而对于广大公职人员而言，这批案例无疑是一记记沉重的警钟。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福祉，任何企图逾越法律红线的行为，都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唯有坚守初心、牢记使命，廉洁奉公、恪尽职守，才能不辜负人民的信任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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