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议中国社会的三种形态

◉ 陈云鹏

略议中国社会的

三种形态

文/陈云鹏

东西方文化迥异，社会形态径庭。尤其是中国文化与社会形态，更让世界侧目、神秘和不解。中国人抱怨西方人不了解自己国情，西方人则用另类眼光对待中华文化与社会形态。东西方诸多有识之士曾多次从不同角度探究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见仁见智，不一而足。有些论者管中测豹，略见一斑；有些论者则方枘圆凿，牵强附会；更有甚者，坐井观天，盲人摸象。

从世界历史来看，四大文明古国，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其民族、其文化，或随历史逐浪而逝，或遭异族侵略亡种灭迹。唯独中华人文一脉相承，衣钵永继。从中华历史来看，早从盘古、燧人、伏羲的神话时代开始，中接黄帝、尧帝、禹帝的文明传说，延至五胡、元羯、满清的外族统治，虽然华夏政权屡易其手，但中华血统与文化传统却薪火昌隆，不乏辉煌。入主中原的异族人文，或被中华人文融合同化，或被中华人文推翻驱逐，中华人文生命力之强大与坚韧，世难匹俦。
笔者幼习经史文学，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中途曾因兴趣之故，改弦易辙，攻读法律学、经济学，一九八六年考取司法部律师执照，从事刑辩与民事代理执业律师数年；中年后热情消减，思虑加多，为黄老之说诱惑，遂好阴阳五行《易》、《巽》之学。碌碌五十春，无为一闲人。心中有三爱，身上无分文。性痴缘读书，不肖为率真。快意穷事理，亨蹇谁在心？
兹因快意穷事理，故不揣冒昧，愿将平生所学所思，有关中国传统人文形态方面的点滴愚汁和盘托出，以期大方之家雅正。
一、中国社会之经济形态。
（一）庄园主所有制与国家所有制（二）社会经营模式与家庭经营模式（三）地租剥削形式
二、中华文化之文字形态（一）象形方块字与拼音文字（二）或然语法与制式语法（三）有限音节与无限语义
三、中国历史之婚姻形态（一）婚姻历史（二）婚姻理念（三）婚姻现状 一、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
（一）庄园主所有制经济与国家所有制经济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与欧洲的不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所有制形式是封建庄园主经济。首先，庄园主对其庄园内的土地及农奴拥有绝对所有权，可以自主使用，自由买卖，不受外来因素的困扰与干涉，而且这种完全独立的所有权可以依法继承。其次，庄园主不仅对土地与农奴拥有立法意义上的所有权，而且是生产过程的参与者与组织者；第三，农奴除了是劳动者外，它还是庄园主的人力资源。农奴的健康与否与庄园主的利益攸关。
综上所述，欧洲封建庄园主经济是一种相对稳定和具有规模的经济形态，它的抗御自然灾害，防止社会动乱的功能是显而易见的。而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却恰恰不同。名曰封建社会，它的所有制形式不属于一个个封建领主，而属于封建国家所有。换言之，谁掌握了国家政权，谁就掌握了一切。因为皇权至上，皇帝既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且是立法者，又是最高执法者，同时又是最高行政长官，一切杀伐予夺，权利均归皇帝。所谓御驾亲征，御笔钦点，御前廷审就是历史明证。京剧有一著名折子戏叫做“四对面”，演的是法律面前人和人不平等，或者是法律就要触及皇族利益之时，国家机器就得绕道走，皇帝就运用超越法律之上的权利来干预。
在中国封建历史上，由于从未存在过真正意义——法律上的私有制，所以从来也没有出现过严格的法治社会。这并非危言耸听，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每当强权与公理发生冲突，最终站出来并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皇权，超越法律的权力决定性地使天平倾斜，强权成为胜利者，公理沦为弃儿，遭到历史的嘲笑。这也是国人世故、虚伪、实用、自欺性格形成的社会原因。
国家所有制在中国产生，发展并达到鼎盛并非一朝一夕，它的形成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几千年才臻于完成。奴隶社会从“家天下”始，封建社会从“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终。伴随着国家所有制的始终，衍生了举世罕有，中国特色的官僚群体。这一群体，是中国社会肌体中最可怕的蛆，最致命的癌。国家所有制诞生了它，发展并促成了它，但瓦解国家所有制的也是它。官僚群体是国家所有制相伴而生，挥之不去的魔咒。
国家所有制，看似公平、文明，但当人的觉悟尚低、社会制度还不严密规范时，国家所有制实际就成了野心家争吃的“唐僧肉”。中国官僚群体中多小人、少君子的现实对儒家敦敦有礼的说教，无疑构成最辛辣的讽刺。
辽阔的国土，庞大的国家，众多的人口，要实行生产资料国有，管理起来绝非易事，但小鸡不撒尿—自有它的门道。伴随国家所有制应运而生的除官僚体制外，那就是土地租赁制这一“发明”，使举世罕见的帝国乐土，瓜分成东鳞西爪式的“满天星”，大土地实行小经营，大到高高在上的皇帝老儿，小到命如蝼蚁的自耕农、佃农，连结二者，打理这一庞大帝国命运的就是具有奴才和主子两重面孔的官僚体制。
土地租赁制，把农民一年四季捆在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知秦汉，何谓魏晋？一代一代，农民的命运和土地凝结在一起，有土地就有了一切，于是长期以来就形成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黄土情结”。存在决定意识，中国哲学和中国理论中“土德至上”，“乡情第一”，就是基于这一现实。
土地租赁制，使土地使用者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联系日渐隔膜，土地所有者已经日渐从农业生产过程中剥离出来，角色不再是生产的参与者和组织者，而仅仅是靠地租生存的寄生虫，只要社会不变，只要土地属己所有，无论是土地主还是总头子皇帝，他们对农业生产，对农民漠不关心外，甚至极尽敲骨吸髓之能事。农民的生、老、病、死与土地所有者“风马牛不相及”，它们眼中只有地租的多寡，农民的死活是不往心里去的。欧洲封建庄园主和中国土地所有者不同，土地是他们的财富；农奴的健康与否关系到庄园里的收成好坏。加之，庄园里的生产，庄园主与农奴在生产中日渐一日必然建立起一种依存关系和亲情关系。而中国封建土地所有者与农民只有租赁关系，而不存在什么依存和亲情关系。太平时期地主们的巧取豪夺，迫于生计的农民只能报以“敢怒不敢言”；动乱时期，揭竿而起的“泥腿子”对于积怨已久的土地所有者就失去了点滴耐心和温情。中国历史上数以千计的农民的起义，极少数是以改朝换代的成功告终，更多的是以血腥镇压，惨痛失败而平息。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农民与地主之间只剩下仇视，一浪高过一浪的报复，触及的不仅是地主阶级的肉体，破坏更厉害的将是社会经济和民族文化，但国家所有制却在腥风血雨的洗礼下依然故我。
从以上阐述可以看出，是土地国家所有制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封建庄园主所有制，使中国社会历史实行中央集权制而不是民主共和制，中国民族崇尚共性而抑制个性，中国文字沿用方块汉字而不变更为拼音文字的深层症结所在。
（二）生产经营的家庭模式
如前所述，中国社会的生产资料是国家所有制为主，地主所有制为辅，而不是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封建庄园主所有制经济。就其所有制形式来说，大一统的政权形式，加之大一统的所有制形式，不可谓不进步、不超前。但是社会生产的家庭作坊式的经营模式，却极大地限制和阻碍了社会的飞跃发展及规模提升，使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经济始终停滞在作坊水平与初级阶段。
无论是从纵的方面

，还是从横的方面，家庭在世界范围内，它的主要功能都是承担人口的再生产。即使还有其他的社会功能，那也是附带的。但是家庭在中国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却是太复杂、太丰富了。它不仅承担着西方国家所有的人口再生产的生物功能，它还扮演着更广泛的社会角色，如物质的生产、交换和消费功能，劳动力的培训与再教育功能，工作以外的休闲、娱乐功能，同时也是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与核心。中国家庭所具有的无所不能的社会功能，使其成为中国社会结构中最原始、最基础的社会细胞。
正因为家庭在中国社会里作用与功能是如此重要和巨大，那么就难怪家庭竟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人生归宿与灵魂归宿。

中国家庭功能的齐全性，表现在对外方面，它是独立的，而且是封闭的；在对内方面，它角色各异，协作互补。黄梅戏《天仙配》里有几句经典唱词“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担水来我浇园”，就充分说明中国家庭的“男耕女织”的历史特色。“男耕女织”——中国家庭这种独立又互补的功能特点，使它不仅具备生物延续性，又具备社会经营性。人们对婚姻家庭的依赖与投入，进一步将人的行为与思想禁锢，束缚于“四合院”，一切新风尚、新思潮都屏蔽在外，使中国社会日复一日成为超稳定社会结构。独立又互补的家庭模式，使家庭成员间关系不断加强，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而家庭成员与外界联系逐渐淡漠。即使不这样，家庭成员间的感情温度也要从“表面”上高于外界的感情热度，这就是中国人口头禅所讲的“血浓于水”。一个人在社会上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他的家庭背景，如南北朝时的“九品中正制”；一个人衡量自己期望值满意度，不仅要参考个人因素，更大程度看他是否为家庭带来利益与荣誉，即中国人心目中的“光宗耀祖。”中国人家庭观念上升到伦理高度，那就是儒家所提倡的“孝悌”。
中国人口头常说的一句话是“忠孝不能两全”，实则行动上是把对家庭的责任放在第二位，而把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放在第一位。当一个人说“忠孝不能两全时”，那是他推卸家庭责任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
在中国文化中，“家”是一个可大可小的概念，又是一个能伸能缩的名词。大到“家”和“国”并称，大丈夫人生理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是必不可少的阶段，不能“齐家”者何谈“治国”，甭论“平天下”了。小到“家”可以忽略不计，“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霍去病的豪言壮语至今还被当作教育青年人的座右铭。
中国又是一个以伦理纲常为主宰的社会，统治者除了运用国家机器这一“武”的手段镇压越轨者以外，常常还得借助“忠”、“孝”、“仁”、“义”等“文”的一面劝化百姓，麻痹黔首。最突出的事例莫如晋武帝即位之初，虽然他动辄杀人，用白色恐怖来对待那些不臣之士，而他另一方面又高举“以孝治国”的大旗，面对前朝辞不就职的李密，惺惺作态地允他在“家”先尽孝，然后再向自己尽“忠”。曾几何时，“家”的利益竟高置“国”之尊贵之上。
唐肃宗时，公主下嫁汾阳王郭子仪儿子。因放不下“金枝玉叶”的架子，未向公婆贺寿请安，结果血气方刚的附马郭暖竟仗着酒劲打了公主，并讲了些大逆不道的言论。唐肃宗非但没有偏袒公主，治郭暖的不臣之罪，反而批评公主未尽“孝”道，理由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可见，某种情况下，“家规”居然上升到“国法”的权威地位。
中国的私有制是从夏禹开始的，奴隶制政权所打的第一徽记便是“有熊家族”。之后，一代代王朝兴起，一顶一顶王冠坠地，几千年的文明史，实则是某姓某族的打拼史与荣辱史。
一个家庭来统治一个国家，力量有限，只能依赖庞大的国家机器和官僚体制；一个家庭虽独立又互补，但应付社会危害，承担自然风险的能力毕竟有限，而一个家庭与另一个家庭之间又缺乏一定的经济联系。宏观地分析，分散而又独立的一个个“社会细胞”，有如一个个圆溜溜乱地滚的马铃薯，要想有所动作，就要依赖大而全的器具把它盛起来，在过去依赖铁桶，在今天就是集装箱。在中国，在以家庭为经营模式的中国，“集装箱式的”国家体制——超经济强制的中央集权制就应运而生了。
由此可以看出，社会生产的经营模式愈分散，那么，社会制度的政权形式就必须专制集中；反之，经营模式愈规模化，那么它的社会制度的政权形式就必然民主、自由。
（三）地租剥削方式出现二个“分离”
地租剥削，就是土地所有者与使用者之间，建立一种土地租赁关系。租赁者按约、如期交纳定量的实物租金或货币租金。在租赁期内，只享有使用权和收益权；而不能享有处分权和转让权。
这种地租剥削，参考《史记》与其他文献，看不出它具体产生的年代和处所，但大体可以推定是封建社会以后。因为奴隶社会一方面是土地国有——即奴隶主国家所有，土地概不买卖和出租；另一方面，社会上除了奴隶主贵族，剩下的就是奴隶。而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既没有平等，独立的身份，更没有任何资财，故不可能存在财产租赁关系。只有在封建生产关系出现以后，原来属于奴隶主国家所有的整片土地，现在归封建国家所有，并被划分成若干小块，改属封建贵族与封建地主所有。而原来被束缚禁锢在奴隶主国家土地上的奴隶们，此刻也被解放出来，因战功而成为自耕农或平民。这些自耕农或平民，从封建生产关系和法律意义上来讲，他们的地位和贵族是平等的，他们的身份是独立的，不附属于任何人。为了维持生计，为了一个个发家梦想。同时也为了给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贵族手中富余的土地与自耕农、平民富余的劳动力一拍即合，用地租获得土地使用权的现象就应运而生了。
地租剥削起初只是个别情况，因为奴隶制社会雇工剥削方式还习惯性存在着。但在生活中，人们越来越觉得，地租剥削较雇工方式要方便和实惠得多。从自耕农、平民来说，承租既可获得土地使用权，又有较大的人身自由，还可顾上家庭；而从贵族来说，出租土地，既获地租之利，又省去给雇工提供食、宿的麻烦。所谓“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较择其轻”，这样，地租剥削逐渐取代雇工剥削的主导地位，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形势了。
从上所述可知，地租剥削是一个实用而且两便的经济形态，所以愈演愈烈，逐渐上升为封建土地的主要经营方式，但是，地租剥削从短期与微观角度来看，利大于弊；但从长期与宏观角度来看，则弊大于利。第一，它使土地所有者脱离了生产过程，成为一个寄生无为的阶级。因为它通过地租使土地所有者不用组织生产，不用参加生产过程就可使土地收益成为现实。西方封建庄园主就没有中国封建贵族安逸。庄园只可继承而不能买卖，庄园主要想生存，就要组织生产，参加生产。他不光要关心自然现象对农业的影响，还要关注庄园农奴的健康，情绪与生产技能，更要更新设备投入资金。地租形式使中国的土地所有者一无牵挂就脑满肠肥，有能力而不愿对土地进行资金投入和设施更新；地租形式又使土地使用者们既无能力也不愿在土地上投资和进行设备更新。原因就在于土地使用者的经营模式是家庭为单位，规模小而承担风险能力差。
第二，地租剥削又把土地使用者束缚在土地上，禁锢在家庭里，与社会分离，成为一个保守、封闭的阶级。农业的生产周期长，中国又是一个自然条件差的内陆国家，长年劳作，难得温饱，哪里有条件与时间从事政治、宗教、艺术等上层建筑的活动？土地经营模式又是家庭化了的，难得和外界沟通与交流，所谓“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坑头”就是其生动写照。中国民族人数众多，但长期的家庭经营模式使亿万农民只能象“土豆”一样分散，像沙子一样渺小。
总之，大土地，小经营，地租剥削，使中国的统治者成为一个腐朽寄生的阶级，使中国的被统治者封闭、保守和分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活没有朝气，社会缺乏理想，成为一潭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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