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学森之问到马斯克现象—创造思维和创造人才的异同与症结

◉ 解长虹（河南)

《从钱学森之问到马斯克现象—创造思维和创造人才的异同与症结》
（解长虹）

为什么中国没有创造新人才的大量发现

——这是火箭之父钱学森，当年曾对中国科技界教育界乃至中国人才体制现状提出过的一个令人深思的发问和形势严峻的诘问。

无论是作为后辈还是作为民族复兴的一份子，我们始终都对此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和一个亟待认真思考回复的历史承诺。

钱学森之问，实际上涉及到了中国科技（之问）中国教育（之问）亟需不断改进的重大体制（之问）性因素，和中国人才学长年来一直未能解决好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重大症结。

为什么中国能上天揽月，下九洋捉鳖，却始终无法解决人才辈出，人才涌流的瓶颈和症结，为什么始终不能解决从小培养和教育中国人才创造性思维的根本途径。

日前，埃隆马斯克在接受一家中文媒体接受采访时被记者问到一个问题，问为什么中国不会出现马斯克这样的人才发明家。马斯克客气地回答说，虽然中国这些年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和企业家。但学校从小教育孩子对传统观念和已有现成的固有结论，善于保持一定的怀疑是很重要的（原话大意如此）。

其实也同样涉及到了钱学森质之问，关于人才培养教育选拔任用问题上的一个重大本质问题和根本的逻辑前提。

作为当代全球最人们的企业家发明家和公司CEO代表，马斯克看似三言两语的回答，虽不是什么划时代的警醒，却也点中了中外人才培养选拔使用上的一个任督二脉式的关键部位点——

承受与顺从思维，和逆反与反思思维，仅就思维现象本身而言，其实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

两种思维模式或两种思维逻辑，在人才培养教育和选拔任用领域范畴，既表现为各类人才成长上的传统烙印和观察引导习惯（甚至风俗礼教深入到日常举止印象等细节）。也体现为政治经济社会行为表现和人才人事选拔任用的体制内外、中外国情社会的不同标准和视角。

综合国内外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和未来时代发展的需求趋势导向看，中国各类人才作用的发挥，和各类人才的从小培养，既需要两种思维的不同交替使用。也需要在人才培养教育和使用选拔上，相应采用双重甚至多种标准。真正的实现选人用人不拘一格，而是放开多格选人用人的现代大格局。

人才政策的建立和重塑改革，不是一成不变，一个模式的新教条和洋教条。而要多元化现实化客观化，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的发展，更加实用适用民生之上的原则结果。创造性思维的培养训练和创造性人才的选拔使用，也应结合中外古今中外一切合理科学发展、符合未来需求的人才模式和选用模式，不断去创造建立和重塑开发。

从这个意义上讲。

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人才的出现发现和培养教育本身，也需要有一个再创造的过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之一是——

人类的创造性思维有两类。一个是认同-顺从-接纳-积累-传承-延续。另一个是反思-批判-质疑-怀疑-创新-发展。

其实两种思维无所谓好坏，只是不同阶段，不同场合的不同应用场景对应的不同思维模式。

两种思维在人类学上的表现，对于普通多数人而言，两种思维一般都会出现，只是在不同人生阶段有不同程度的呈现。唯有少数精英领袖或先进分子，才同时表现出两种思维优势兼具并相互激励的重要素质。

作为人才培养学，人才制度学和人才教育学的范畴上看。在人类的教育基础阶段，侧重强调引导继承思维和顺从服从思维，是可以理解的，也还可以认可接受的。因为认同思维，有利于接受一切人类和前人的有益文化知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的应试填鸭是教育也是现阶段难以完全避免的。

但同时也应在一切有条件的情况下，从小培养和教育怀疑思维，质疑思维和逆向思维。提倡发扬一定的反思思维和批判能力。因为反思思维和批判质疑思维思维，有利于吐故纳新，破旧立新，冲破束缚，改变现状，传承发展。所以天性教育和自主素质教育的养成教育，即使在从小的基础教育阶段，也是十分必要的。

而在成人阶段的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阶段全过程，大力提倡反思思维和质疑批判思维，当然也就成为理所当和顺理成章的事了。

总之两种思维两种教育同时存在，是大教育、现代教育和人类科学的全面教育系统。

也只有全社会高质量可持续、持之以久的全面科学现代大教育，才能最终形成中华民族人才辈出、人才涌流，创造性人才和创造性思维不断丰硕繁荣的大好局面。

也才可能最终捅破或解决钱学森之问的本质诘难与马斯克回复折射出的不同国家民族在人才培养选拔使用上的国情不同、双重标准甚至多元标准的症结根本所在。

也才能最终走出或解开钱学森质问和马斯克共同涉及到的全球人才发挥作用不良循环现象的种种死结。

所以最终，本文推导的结论之二是——

一个国家如果要培养产生出大量的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人才，是个系统工程。

既需要需要创造性思维的持久养成和创造性习惯的可持续训练。

同时也需要创造性标准和创造性制度的不断科学建立与综合施策。

分享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