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鉴戒与求真——以“封建”一词为例

◉ 杭与你（吉林长春)

 
李雨航
大家好，我今天的讲座的主题是“历史的鉴戒与求真——以“封建”一词为例”。
在正式开始讲座之前，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历史是什么？这是无数人很困扰的问题，也是每个初学历史的人所必须接触的问题。
从最简易的拆字组词法的角度来看，历史就是经历过的事，即“过去发生的事”，这里的事应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涵盖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部领域。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事物是客观发生的，必然是真实的。但是，我们接触的历史又当真是如此真实吗？这即是我们本次要面对的第一个关键问题。
许慎的《说文解字》对“史”字一词做出的解释是：“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凡史之属皆从史。”意思是说史是古代宫中负责记录重大事件的官员，字形以“又”为偏旁，像一手持中，中，表示记录要公正。凡是与史相关的字，都用史作偏旁。
在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里对此进行进一步解释：根据《礼记•玉藻》的记载，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凡是不说记言的，就用记事包括。史官就是要告诫国君举措不可不慎，不需曲笔，而是真实地记录言行和事件。类似的还有起居注，是我国古代记录帝王的言行录，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讲："所以防过失，而示后王。记注之职，其来尙矣。”从汉以后，几乎历代帝王都有起居注，但流传下来的很少。主要因其一般不外传，仅作为撰修国史的基本材料之一。
这一日，赵匡胤与侍卫们在用弹弓打麻雀取乐，正玩得意兴阑珊，大臣张霭求见，说是有大事。赵匡胤便立即接见了他，等张霭奏事完毕，宋太祖非常恼火，质问道：“这就是你说的大事?鸡毛蒜皮一点小事，搅了朕的雅兴!以后这等小事，不要来烦我!”张霭性格倔强，为了劝谏皇帝闹得脸红脖子粗这样的事是家常便饭，这次也不例外。张霭直言道：“再小的事也是国家大事，也比你打麻雀重要!”宋太祖本来就在气头上，听了这话火冒三丈，盛怒之下将斧柄砸向张霭，倒掉了张霭的两颗门牙。张霭并没有叫苦连天，哇哇喊疼，而是一手捂住嘴巴，一手去捡地上的两颗牙齿。赵匡胤很是愤怒：“怎么?你要留下证据，来诉讼朕吗?”张霭回道“臣不能讼陛下，自有史官书之耳。”害怕留下恶名的赵匡胤大惊失色，赶忙向张霭赔礼道歉。
从中理解，我们可以看出“史”的职能一是负责鉴戒，这是传统史学的主体，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史家的求真精神，对于历史事实进行重新建构，从多种复杂史料中寻找历史的真相。
关于前者，鉴戒功用在汉唐时期得到快速的发展，陆贾“著春秋所以失天下”，写就12篇《楚汉春秋》，贾谊的《过秦论》则是这中间以史论证的名篇。
汉献帝以《汉书》“文繁难省”,于建安三年(198)命荀悦按编年体改编《汉书》,略举其要,经三年而成《汉记》三十卷。荀悦在他的著作《申鉴》中对史学功能目的提出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主张。荀悦提出“三鉴”之说,即“鉴乎前,鉴乎人,鉴乎镜”,把史鉴放在了首位。他认为“君举必记,臧否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异,咸在载籍。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名彰,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赏罚,以辅法教”。可见他把史学的作用看得十分重要,认为它是巩固封建统治必不可少的一种工具。他明确宣称他著《汉纪》就是要“综往昭来”,让统治者“有鉴于此”。为了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荀悦又在史书编写的内容上提出了五条标准,即“达道义”,宣扬正统伦理道德;“彰法式”,记载祖宗功勋及殊德异行、法式之典;“通古今”,探讨历代兴衰,为现实政治服务:“著功勋”、“表贤能”,表彰明主贤臣命世之业,群后之盛德,髦俊之遗事其后无论是范晔，还是陈寿，都有证“一代得失”的想法。
唐初修史取鉴，达到了一个高峰，太宗皇帝下诏修史并不是为了“垂训”别人，而是“览前王得失，为在身龟镜”，魏征等人主持修史也是为了规谏唐太宗的动静。唐初修八史，在数量上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在历史观念上有历代君王难以达到的卓识，在发挥史学的鉴戒功用上又取得了空前的社会效应。这是史学，鉴戒史学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
由于全社会对史学的重视,史学界对史学鉴戒功能的认识自然也更明确深刻。如陈寿《三国志》“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晋书·陈寿传》),东晋王隐提出“国史明乎得失之迹”(《晋书·王隐传》),崔鸿《十六国春秋》的宗旨在于总结十六国“善恶兴灭之形,用兵乖会之势”,以“垂之将来,昭明劝戒”(《魏书·崔鸿传》),沈约认为史书可以“式规万叶,作鉴于后”(《宋书·自序》)。类似的看法在魏晋南北朝史学者中普遍存在。
而后，作为鉴戒史学集大成之作的《资治通鉴》则来源于北宋中期的司马光等人之手，此后，陆续出现李焘（taō）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撰写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薛应旂（qí），王宗沐各自撰写的《宋元资治通鉴》。在此之后，清初的徐乾学又撰写了《资治通鉴后编》，乾隆年间的湖广总督毕沅(yuán)又在多位史学名家的协助下写就《续资治通鉴》220卷并专门附了《考异》与其正文之下。
关于“史”的鉴戒功用我们因为篇幅限制，我们就讲至此，其他留来日再讲，今日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史”的求真作用。
我们先以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作为开头，根据《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在国内横行无道，滥杀无辜，所作所为不像国君的样子，引得晋国大臣不满，执政赵盾几次劝谏，反而引得灵公的两次刺杀，赵盾一气之下说出了：“弃人用犬，虽猛何为。”（你舍弃人而用狗，即使再凶狠又有什么用呢？）
原文：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 “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 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译：九月二十六日，赵穿在桃园杀掉了晋灵公。赵盾还没有走出国境的山界，听到灵公被杀便回来了。晋国太史董狐记载道：“赵盾弑杀了他的国君。”他还把这个说法拿到朝廷上公布。赵盾说： “不是这样。”董狐说：“您身为正卿，逃亡而不出国境，回来后又不讨伐叛贼，不是您杀了国君又是谁呢？”赵盾说：“哎！《诗经》中说：‘由于我怀念祖国，反而自己找来了忧患。’这话大概说的是我吧。”
孔子说：“董狐是古代的好史官，记载史事的原则是直言不讳。赵宣子是古代的好大夫，因为史官的记事原则而蒙受了弑君的恶名。 可惜啊，如果他出了国境，就会避免弑君之名了。”
这件事在整个春秋甚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有很深远的影响，孔子也对史官董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正是符合了史的真谛：求真！
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我们接触的历史当真如此真实吗？事实上，当然不是，由于记述史料的人的主观性以及受外界的影响，往往在记述史书时会存在偏差。董狐面对当时在晋国国内权势滔天的赵盾，而能坚持史家的原则，努力去还原真实的历史，这其实就是所有后辈学子所追求的，也是历史学存在的意义所在，去伪存真，辩证地去看待史料，以此形成正确的历史架构和体系。
话题既然来到这里，那就产生了今天的第二个问题：我们所熟知的封建，它的定义与来源何在？它又是否科学与可靠？它又是否无可争议？且让我们开始接下来的讲解。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这即是我们所说的“分封制”，但其实更准确的定义应是“封建制”：周代初年的“封土建制”或者说“封邦建国”，它让王族的亲戚子弟率领族人到各地建立武装据点，以此为依托控制各个地区，从而形成拱卫宗周的态势。
顾颉(jié)刚先生对此描述道：“国王把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分给他的子弟和姻亲叫做‘封建’，封是分化土地，建是建立国家。”
但是这种方式在秦汉以后发生变化，郡县制逐渐取代分封制，同时魏晋以来“封爵而不治民”的制度也是沿用封建之名，不过直至此时，应该说封建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
在词典上搜索，封建一词有三种含义①一种政治制度，君主把土地分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在这土地上建国。我国周代开始有这种制度，其后有些朝代也曾仿行。欧洲中世纪君主把土地分给亲信的人，形式跟我国古代封建相似，我国也把它叫做封建。②指封建主义社会形态 ③带有封建社会的色彩。
近代以来，中国的封建说与西方的“feudalism”（封建）起初并不对等，严复在1901年的译作《原富论》还是将“feudalism”音译为“拂特之制”，采用直接音译的说法说明他此时在学术上还相对谨慎。
不过到1904年他翻译《社会通诠》时，就将“feudalism”译作“拂特封建制”或者“封建制”，它将西欧的feudalism和中国的传统社会完全对等起来，这就产生了“泛封建说”，此后为不少学者所效仿。
不过直到此时，他仍认为中国有四千多年处在宗法社会之中，宗法社会又可分为两个时代：“周以前是封建时代，秦以后则是军国社会。”
严复其人，在学术上固然有很多贡献，但在这个方面改变结果的并不是他，而是一个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界影响巨大的人物：郭沫若。
他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改变中国文化的“古义”，就提出生产者是被解放的农工，土地可以买卖，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制。战国以下为“封建社会”，直至清末。此即为我们目前教科书上所采用的说法：“战国封建论”，为学者杨宽，白寿彝(yí)等人赞同。
这个论点的学者认为：铁制农具在战国时期普遍使用，而公私田的界限也被打破，“庶民”在“私家”与“公家”的斗争中地位提高，造成奴隶制的崩溃，各国变法运动巩固了新兴封建制，且诸子百家争鸣，也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变化。这都是战国封建论的有效证明。
不过这个论点从立论开始，其权威性就不断遭到质疑，学者嵇文甫对此就提出了反驳：“郭先生有一个最奇特的论断，就是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完成者……但是秦始皇对于封建制所起的作用，是破坏的而不是完成的，这一点他们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现在郭先生根本翻过来了。”
而后范文澜，翦(jiǎn)伯赞等学者提出了“西周封建论”，范文澜在1940年发表《关于中国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中就试图从生产关系角度解释西周时期已经进入了封建社会，随后他在《中国通史简编》绪言中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
翦伯赞则在《中国史纲》这本至今仍有较高学术价值的通史著作中提出：“在西周，周王成为土地所有者，周初的分封和周王对周边部族的封建制改造，使得周代封建国家基本形成。”
与“战国封建论”和“西周封建论”相比，“魏晋封建论”随着魏晋史学的深入研究，异军突起，他的主要代表是：尚钺(yùe)，王仲荦(luò)，何兹全，唐长孺，吴荣曾。尚钺在《中国历史纲要》中首倡这个观点。
王仲荦之后对此进行了系统的阐发，其主要观点是：战国以前，农村公社与奴隶制并存，战国初到东汉末，奴隶制开始占统治地位；东汉末年农民起义，彻底瓦解奴隶制，使生产关系发生变革，至魏晋时期进入封建制；魏晋时期的“部曲”、“佃(diàn)客”是典型的封建社会依附农民。
王仲荦先生曾经说：“给它（魏晋封建论）以系统的理论说明，并以可靠的历史文献证明其说的，大约我是第一人。”
跟这三种较为主流观点相比的是，还有李亚农，唐兰的“春秋封建论”，金景芳的“秦统一封建论”，侯外庐的“西汉封建论”，周谷成的“东汉封建论”，梁作檊（gàn）的“东晋封建论。”
其中在这诸多理论中呼声相对高的应属“西周封建论”，在西周，诸侯承认周天子，在分封的国土上，聚族立宗，修建城池。诸侯设百官有司，组成国家机器，也像周天子那样搞分封，将一部分土地分给昆弟子侄、姻亲，任命他们为卿大夫。各侯国除了朝觐、互通聘问外，拥有多方面的自主权。
这似乎又与西欧的封建制有所相似，但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的李峰教授在《西周的灭亡》和《西周的政体》中认为“feudalism”有着致命的缺陷，因此所谓的“西周封建论”也应在根本上被推翻。“feudalism”一词应该是出现在十九世纪中叶，而后在布洛赫和赣绍夫等人的阐述下形成一个欧洲中世纪史研究的关键。
随着现代史学的不断发展，其间的问题也越来越大，伊丽莎白•布朗首先提出feudalism的缺陷问题，此后苏珊•雷诺兹更是对feudalism的两大要素领地和封臣进行质疑，其在书中提出这既不能代表全部时间的中世纪历史，亦不能代表全部的地区。
与此同时，西周的政治生态和西欧又有很大的区别，不能全然概括，在根源上和对比上有所区别的情况下，“西周封建论”自然就不复存在。
现在所谓的封建社会一说来自于传统的五段法，这是为了更好的概括不同时期的历史面貌，但从实际而言，却是非常困难，因而引起了中国史学界长期的争论。
如今，不少学者已经在逐渐淡化“封建”这个概念，以多种词汇对不同时期特点进行适当描述，也许更为科学，当然，如果能用简略的词汇概括自然更好，但是这一切应建立在不违背“史”的“求真”立场上！
钱穆先生曾在他的鸿篇巨著《国史大纲》前言中写道：“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此即是我们所要学习历史的原因，一国有智慧之国民应对本国历史有所了解，而不是懵然不知，有所了解之后更应对本国已有之历史有一种温情和敬意，而不是妄自菲薄，或者恶意攻击。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 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以上次讲座的贞节观为例，修史的人正是受到了统治者们宣扬的理学的影响，才会在史书中褒扬烈女，在现实中树贞节牌坊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严肃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格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就像我本次讲座中，用20余幅图片为大家展示了这些历史学家们的容貌。不仅是想让大家了解并缅怀这些已经逝去的老一辈历史研究者走过的艰辛曲折的道路，更想让大家对历史的求真精神给予应有的尊重与恰当的评价。
因此，当我们重新去认识历史的时候，并不应局限于纸面文章，而是应深入去探究，循前人之脚步，用科学的方法论去解析，缓缓深入，审慎得出结论，将中国历史中本有的求真精神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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