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小汐：当代诗歌，为谁写？写什么？

——兼评新疆籍诗人阿布力孜·吾拉因部分新诗

⊙童小汐 （华协会长、秘书长、总编辑）

初读新疆籍诗人阿布力孜•吾拉因的诗歌作品就被吸引，亦引发我对当代诗歌现象的一些思考，譬如到底如何正确理解“纯文学”这一概念。读过很多当代诗人的诗歌作品，尤其当读者对诗歌中一些消极甚至低级趣味的内容提出批评或质疑时，很容易被那些以“著名诗人”自居的作者不假思索地驳饬，一来强词夺理声明他所谓之纯文学乃是无任何“添加剂”的“纯原料”，即人或生活本身是什么他写的就是什么，因之为“纯文学”；二来威胁式的告诉质疑者，他是“著名诗人”，不是你们这等不懂诗为何物的文盲可以妄加质疑的。

有读者来问我意见，我告诉他，对那种狂妄自大且有不可一世之态度的诗人，不论他是诗神还是诗鬼，都不要去理睬，诗人也好，文人也好，再有名气也罢，他得首先是个人，如果你和一个人格不健全的人去计校，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这个人本身也多少有点问题。因之我注意到那位“著名诗人”口中所说的“纯文学”，因之我亦从其“歪论邪说”谈起。

我说倘若一个诗人不遗余力、不加节制地叙写并渲染人性或生活中的阴暗面或丑陋面，起码此人的内心绝不会太光明，而正真的纯文学，也绝非他所说的是“还原人或事物的本质”，譬如常常以蔑视规范和常识的文学为己任或己之能事，专从事指向自我“肉体”和“欲望”之文学等等。如果那般也能叫作“纯文学”，其实其本质已经不那么“纯”了；如果那般也叫作“纯文学”，倒不如直接叙写“半坡人”以及“半坡人”的生活来得更直接，你也不要恬不知耻地以“著名诗人”或“著名作家”自居，直接说，你就是嗜好 “下半身的文化”，并对创作和渲染此类事有浓厚兴趣，如是，虽然你的坦白有点儿无耻和变态，但也不失为一个直率的人，也说明你并不是一个真正虚伪的人。

再说下去又会老话重提，即作为一个诗人、作家所应有的责任和担当，诗人和作家这个头衔，可不仅仅是一个只说故事的人，如果一个诗人或作家的作品，带给人的只是感官上的刺激，低级趣味的享受，那这样的诗人和作家还不如去死，因为活着只能是世界的罪人，自己堕落成非人，还要试图把别人也变成非人，不客气地说这种人就是人类的罪人。

在浅谈阿布力孜•吾拉因的诗歌作品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先谈谈“纯文学”这一概念,因为部分“著名诗人”或“著名作家”认知中的“纯文学概念”并不能诠释文学之所有价值，以及文学普遍的性质。我所理解的纯文学，其原义首先要具备美学之品质，如无此首要本质，那就谈不上所谓文学之“纯”。

在具备美学品质之次，文学之“纯”应如刀之快，如剑之利，其锋刃必直指丑恶和丑陋，斩除一切消极和堕落，在黑暗中挥出一道耀眼的光来——它必须毫不犹豫地反抗和对抗文学之一切极端功利性主张，比如当下在压抑中蠢蠢欲动之外部力量对文学和艺术的异化，以及拜金主义和庸俗主义对文学艺术的严重扭曲。文学之“纯”就是真、善、美的组合体，它的性质中必须要有抵抗的强大力量，来解放被一切消极和堕落所侵蚀、被束缚的精神状态。

文学之“纯”，不仅止于“唯美主义”——即将文学误导入脱离现实之单一“乌托邦”的世界，而其之“纯”，更在于发挥其改善或重建人类精神家园的功用。作为文学体裁的一种，尤其诗歌，它绝非一个单一因素和结构的存在，同样它也是一个多元因素构成的复杂世界，不仅止于对人生之感悟，更意味着作者对善恶与是非的态度，也就是说诗歌不仅仅是一种艺术现象，更是一种伦理现象。其实很多诗人并非对此全然不知，若言不知，我犹不信，其根本原因是，自己无法摆脱庸俗和市侩的枷锁，不愿意、也没有勇气去接受罢了。很多诗人都成了悲观、消沉的内倾型之人，宁愿消极地逃避，也没有信心和力量去面对沉重而复杂的社会。

如何正确理解“纯文学”之概念，我是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文学之“纯”，纯在它具有平衡的“功利主义”，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但它必须首先是文学，凡关涉价值观和世界观，以及道德内容和情感态度，必须成为它的主体架构。其次它才是一种美学现象，通过修辞艺术和技巧来让它达到一种美感，而绝不是上述部分作家或诗人理解的，只要有“文学性”就足够了，如果缺少上述纯文学之主体架构，这样的作品即使文采如何飞扬，也不会是成功的作品，作者也不可能是真正优秀的作家或诗人。文学最终要上升到一定精神境界的，也就是它最终要上升成为一种“伦理性”的精神现象，其中要包含高贵而伟大的品质，只有这样它才能持久而普遍地影响读者。

在文学这个庞大的家族中，诗歌看似是最简单的一种样式，实则它是最不简单的，在语言的凝练和修辞艺术的精致程度方面，超过所有的文学体裁，也是最能体现文学之复杂性和包容性的。诗歌是一种伟大而崇高的精神现象，其本质并不是为了娱乐读者，而是关涉解放人性、拯救精神、完善道德之伦理现象。

以新疆籍诗人阿布力孜•吾拉因的诗《一寸》为例：“原来我们和天使一起生活/我们的目光与它相遇在灵魂的一个窗口/一寸/只是一寸/我们与神的距离”；“一寸/我们心灵的距离/但是我们背叛了自己。”这才是真正的诗歌应有的样子，不论在现实实际还是在想象中，诗一旦形成就必然需要一个倾听者，一首诗形成不能只是想着它的存在，而是要思考它的延续，不论是否能够长期的“存在”还是要让它持久地“延续”，这都决定于诗人与读者之间的心灵接触和对话，诗人通过诗如何与读者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沟通和交流，如何对读者产生影响。当然读者“买不买账”，这要取决于诗人是否只是自说自话的梦呓，而根本没有面对外部世界，甚至都无关他者的生活。

阿布力孜•吾拉因的《倒春寒》这首诗同样有很纯的质感，在诗伦理之价值方面均有体现，诗人的道德态度以及其情感方式映然纸上：“爱花不怕刺扎手/有爱的人的心永远温暖……春寒，温暖春天的前奏/春寒，它不能让希望冷却/春寒，它不能爱心变冷……倒春寒/温暖的外壳。”一位真正优秀的诗人绝不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而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他必须有强烈的道德关怀，必须以体现爱意之伦理姿态，以及一种介入之姿态来写诗，也只有如此才能写出包含伟大而丰富的情感内容的诗。他才能写出包含着丰富而伟大的人类情感内容的作品。

那么，什么又是诗歌的伦理？我想这应该是每一个诗人应该重视的问题。诗歌的伦理必须具备两个体系，首先是具有作者中心思想的主题和意义之体系，其中包括主题是否深刻，中心思想是否有效和积极；其次是作者写作时的活动体系，其中包括作者的情感态度、伦理态度以及意识是否自觉，是否正确等等。

优秀的诗人总是把作品是否具有伦理性作为检验作品是否成功的核心标准，总是以他者为写作的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总是围绕着他者的阅读体验来展开写作，而不是以自我的体验和感受来展开写作。是否能够对着产生积极地影响，并且能够升华或改变读者的意识和教养，应该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自觉而积极追求的目标。

在一个世风日下，物欲横流的时代，作家和诗人、艺术家们面临严峻的心灵考验，当人们的价值观，甚至于生活习惯正在遭受剧烈的冲击，人们的内心世界已经或者正在承受新的重构和变构，尤其这个时候，我们的作家，诗人和艺术家，就更要有坚守最后一片净土的责任和使命之精神，如何坚持“文学自觉”积极地影响他人，是我们的作家和诗人、艺术家等等深刻思考的问题。

令人庆幸的是，在当代诗坛普遍都在追求市场化的消遣性和娱乐性语境里，也有很多诗人坚守着上述的文学自觉，诗人阿布力孜•吾拉因就是其中一位。他的诗并非完全无视当下的流行文化，而是巧妙地化解了这种尴尬，既能符合流行的阅读口味，又不失自己对文学意义和价值的坚持，有思想性和情感的态度，同时也不乏批判精神和力量感：“一个夜晚对星星讲着一个魅力的童话/从苍穹下来的是一种感觉/一个痛苦在就像细雨一样/滴在心里/会融入梦想/星星的梦……”，“来吧爱情/我们牵着手去星星身边吧/向雪山，向高峰/来吧爱情/让加入我们俩吧/星星的梦。”（阿布力孜•吾拉因：《星星的梦》）“靠近痛苦的身影/时光用爱心刻在柱子上/没有羡慕下雪的日子/被爱很难，爱是甜蜜……”（阿布力孜•吾拉因：《写在时光的扉页》）诗人保留了当代诗歌写作普遍流行的“感觉主义”，但同时也摒弃了当代诗歌写作中同样流行的“物化主义”之叙写方式，即诗人的写作看似平淡，但绝不是随意的，绝不会把诗歌降低为一种不知所云的梦呓，也不会把诗歌当做宣泄自己个人情感的工具，更不会把诗歌当做收纳低级趣味的垃圾桶。

读阿布力孜•吾拉因的《旁观者》，看到成熟的诗歌伦理，以及一种自觉的叙写意识：“空间中的很多隐形数字/困倦于一条狭窄的小路上活着/入睡的一个美丽的真理开始燃烧/暮色正慢慢降临/拖着一颗哭泣的星星/种在心里都没有秘密的殿堂/泪水一样的彷徨。”

如我在之前的诗歌评论中所提到的观点，诗歌的意象理论的构成，是基于物我同一和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强调事物与我之间的同一性，通过诗人内在精神和外部精神反映和情感渗透，来组合物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借物咏志，即情景交融，心物交感的结果——意中之象，有了这个效果才能完美突显诗的创造性、自主性和独立性等审美主体，内心的语言是诗人情感态度和伦理态度的反射，诗人的观察首先要直抵读者的内心，其次才面对自己的精神世界，叙写自己的同时，更要注重体察他人的心灵空间，为他人的内心世界提供一个积极而可靠的参考，这就是诗歌反馈给读者内心的支持性之力量。

当然，诗歌不能完全成为纯净水，因为人性自带与生俱来的一面，比如对物欲的追求和向往，我们不排斥，但也不过分渲染和宣扬。功利主义和唯美主义并存，这种激烈而尖锐的冲突不会消失，这要考验一个诗人是否具有能力驾驭诗歌这种体裁了，能否通过语言组合以及修辞手段来均衡两者之冲突与对立，能以功利主义来修正唯美主义的片面，又能以唯美主义来矫正功利主义的极端，这才是一位优秀诗人的成熟的表现。

2024年2月28日笔於德令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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