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而后生

◉ 效之（山东)

苏格拉底曾说：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一提的。

古往今来，生与死，是萦绕在思想家、仁人志士和黎民百姓心头的终极问题。

既生矣，就要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有益的人。那当然幸福，自然有意义。那么，怎么死才有价值？屈辱地活着，是否值得？

对待生死，有的如孟子所言，舍生取义；有的告别旧我，隐忍而图未竟之志，死故我而新生。

“吾与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每次读《与妻书》，都泪湿纸面，肝肠寸断。林觉民写完绝笔信三天后，参加广州起义，后从容就义。

林觉民烈士的遗书，血泪蘸写着对生命的无限眷恋，对妻子的深厚感情和以身殉国的悲壮恢宏。谁无儿女情长？那两难抉择的心情，只有伟丈夫才能理解。

赵一曼在慷慨就义之时，为儿子留下了激昂遗书：“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写到这里，搁笔屈指，自古以来，有这般金钢之躯的女士大夫，有几人？

以上烈士的热血，早已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沃土。他们的伟大形象和光辉业绩，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国人，为了信念不惧牺牲，英勇奋斗。

而以超常心力，死而后生的大丈夫，是司马迁。

司马迁秉性耿直，因为李陵辩护，定罪“诬上”，当处死刑。他拿不出五十万为自己赎罪免死。可供选择的路，一是死刑，二是“腐刑”。

司马迁见多识广，儒道互补。他将耻辱列为十等，“最下腐刑极矣。”他深知，屈辱的生是一天天、一片片地割肉滴血，比惨烈的死，日子更加难熬。

在身体的两头之间如何选择？司马迁以广阔的见识为基奠，以深邃而有远大的目光审视一切。经过撕心裂肺的折磨，洞察古今的冥思，为后世提供治理国家的借鉴，他做出了被当时人耻笑的决定，以“腐刑”代替可保持名节的死刑，以完成《史记》撰写。这是司马迁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一步成熟的里程碑，由此成就了司马迁的伟大人格、伟大精神和崇高境界。

惨遭宫刑之后，作为男人的司马迁死了，作为士大夫的司马迁也死了。死而后生的太史公，背负着贪生怕死的耻辱，拥有了非凡的意志、史视、史观和胆略。他鄙视“以求亲媚于主上”的史观，不以统治者的是非标准为取舍，而是恪守 “实录”，“发愤著书”。爱憎分明，思想深邃，文采斐然，“史家之绝唱”的《史记》，横空出世。

以上这些历史巨人，是民族之魂，国之栋梁。斯人已逝， “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凡夫俗子，遭受屈辱后，心如刀割，没有生不如死的感受吗？没有一死百了的想法吗？然明知不能死而后生，为什么还活着？首先，是因为义务没完成；或有未竟之志；或怕给后人留下难以愈合的伤口。若只为自己，早已化为尘土。

既然不能像巨人一样死而后生，更不能立功、立言，但立德，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那么，屈辱的情况下，怎样立德呢？重新审视人生，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人生是一场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的长途跋涉，这是一个不断打破而后重建的过程。而心灵深处的割裂、觉醒和精神世界的重塑，难之又难。只有经历了痛不欲生的精神淬火之后，拔出利剑斩杀旧我，用尖刀雕刻出全新的自己，方可凤凰涅槃，绽放重生之美。

严复先生说，物质的贫穷，能摧毁你一生的尊严。鲁迅先生说，“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对于疲于生计的人来说，尊严是奢侈品，比吃饭还重要吗？比完成义务还重要吗？为养家糊口，要像捡破烂的人一样，脚蹬三轮车，哼着小调，送夕阳，迎朝霞。面对现实而又百折不挠的你，潜力是无限的。无论现在的你处境如何，只要勇往直前，一定能再生精彩的你。

漫漫人生路，在物质贫穷面前，要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勇敢地正视鲜血。面向阳光，心怀坦荡，挺直腰板，砸烂心中的枷锁，追寻内心的淡定和从容。把内心的苦难转为精神追求，致力于精神的富有。用读书与哲人对话，获得心灵的抚慰。以大海的胸怀，拥抱全新的自己，迎接未来的挑战。只有这样，才能由山谷攀登到精神的高山之巅，领略从前没有看到的无限风光。

释家三世佛的哲学是，要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双眼睛看世界。“人总是要死的”。黎民百姓，如何安排自己的身后事呢？窃以为，可以立遗嘱，死亡后，自愿、无偿捐献有用的器官，遗爱人间；身体不能自理时，自愿安乐死，以减轻无为的人力和资源浪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死而后生。

即使不能死而后生，即使死不能“重于泰山”，也要死的有价值，方无愧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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