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坚兴：童小汐文学评论专辑（节选之一）总编推荐

◉詹坚兴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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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童小汐：《当代诗歌应充满理想之光辉》（节选）

当代诗歌存在一个普遍严重的问题，即“形式主义“危机，很多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只重视形式上的表现，大约看起来像诗，但读者却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在对诗人，尤其是在所谓的“著名”诗人作品的评价上，普遍存在软骨病，屈膝病，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消极的分离主义的倾向，即人诗分离——见了名气大的诗人便吓得要死，恨不得马上跪下顶礼膜拜，自然对他的诗，基本上就是无可挑剔了，从头至尾都是好评，差评反而留给那些个质疑著名诗人的诗的人。

“一个人孤独地吟唱”那种“结构主义”诗人好许多，他们的诗，看上去宏大，其实内里苍白无物，不是公式化的做作和浮浅，就是自欺欺人的说教式话语，更有甚者，一些著名诗人的诗，看上去就像是他一个人在漆黑的舞台上蹈躧。个别一些所谓的著名的诗人，头衔愈大，伪善似愈加，他们除了自己，似乎天地中除了他自己最厉害，最有才华，最能称得上英雄之外，英雄已然从历史上消失，自他们眼中消失，很少有值得他们去尊敬的人，笔下写的是底层人，看似为底层人高歌，而内心唯有鄙夷之态度，何以见得？从他们虚假性的叙写便可一目了然。

当代诗界，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诗，由于娱乐消费至上的扭曲的价值观，加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消颓之影响，让这些原本有文学才华的人慢慢变得猥琐和功利，作品自然就缺乏理想主义和力量感。当然，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亦有辅益，即对中国当代文学观念、技巧等变革和发展产生过启蒙性的积极影响，但从文学最重要的属性之一，即伦理精神之层面而言，现代主义文学倾向于表现阴暗面则到达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而出现很多精神残缺的文学，其中不乏名家作品，譬如莫言的诺奖作品《蛙》就是一例。

诗歌似乎更明显，很多诗人以极端之态度追求形式上的革新，则唯俱模仿西方之诗人，对文本构架之技巧崇尚不已，而于中国传统之文学所具有的价值观及文学之经验则忽略有加，两者于传统之意义大相违异，立时可见矣。纵观中国诗人诗歌，就名家而言，无一不受此害者，诗歌一时沦陷，集体坠入形式的危机不能自拔——即追求诗句的形式和修辞唯美，却丧失文化的功用，崇尚人性之堕落，敌视尊严和勇敢的文学，这种诗的“美学”与“文化”毫无预兆的解体，竟然能在诗坛风靡至今，而很多名气颇为响亮的诗人，实质上却成了只知诗之形式而不知诗之功能的“半诗盲”，真咄咄怪事矣。

诗人的思想是对外开放的，而不是当今很多名诗人，在写诗时精心设计，强行雕饰，通过隐喻或暗示等修辞手段来遮遮掩掩，让读者去猜去想，搜肠刮肚来揣摩诗人要表达的想法和意图，一旦读者说猜不到，看不懂，他便说大众不懂诗，不是他的错。到底是谁的错？我觉得这是因为那些名头很大的诗人缺乏真正的审美趣味和理性性，没有一个真正的诗人所该有的对微小事物所怀有的热情。也可能他们虽然以“著名诗人”自居，但根本就不在乎或根本不知道文艺的力量和趣味，不知道决定精神的东西是一个人的思想，而不是消极的拜金和虚假的名气，一个真正的诗人必须要有纯粹而清湛的心灵，必须要有对他人充满善意和爱意的胸怀，必须要脱离对物欲的渴望，必须竭力去开发理想主义资源，展现人性之光辉。

看很多当代诗人的作品，似乎普遍具有“契诃夫式”情结，实际上人家契诃夫是忧国忧民式的“忧郁”，而当代诗人给我的感觉却是对生活现状不满足的“抑郁”，由于缺乏理想主义激情，在他们的诗歌里鲜见对美好人性的赞美，对他人的祝福，对爱意的蕴含，以及对理想生活和人格等甚至是隐喻性之认可和肯定。

优秀作品的构成条件便是力量和理想，或多或少能够影响读者的心理世界，但凡有抱负和担当的诗人，都会这般着力于将激励和温暖注入到自己的诗句中，只有理想主义的诗人才懂得诗的意义，也懂得只有理想之光普照，人才会产生出力量，诗歌亦如此，只有赋予诗歌以理想的光辉，才能产生力量感十足的作品，诗人果能如此，更复何求。

 

②‘童小汐：《诗歌，不能是一个人的独唱》（节选）

最近看《诗刊》发表的好些诗，好像也不用太浪费脑细胞，直白到让人怀疑那些所谓的诗，究竟是不是被断了行的小说。诗歌是最能体现修辞艺术的体裁，作为诗人眼中的权威期刊，它能够发表的作品，我想在读者眼中自然是优秀作品，尤其是在很多初学者眼中，它几乎可以说是诗界的标杆，诗歌创作水平达到巅峰的一种指向，所以它所发表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该是无从置喙的精品佳作。

看完整一本《诗刊》，其中百分之八十的作品令我失望。我主要想说，现代诗从何时起竟然可以像写小说那样大胆的叙述了？是当代诗歌进化的产物吗？诗歌要不要叙述，当然要，但过分过量的叙述，却淹没了诗歌惯常所用的一些美学和艺术修辞学的关键元素，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到底是诗歌发展的一桩幸事，还是令人悲哀的一种创作冒险呢？现代诗有其本质上的规范性，总有一定的元素构成它是诗而不是别的什么体裁，小说和散文本身就是叙事的文体，所以才让它与表抒性质的诗体有了明显的区分，小说散文可以在平衡的基础上容纳其它体裁的创作技巧，但诗歌却不可以兼容小说和散文的技巧和形式，否则必然会使诗变成那种不伦不类、是耶非耶的怪物。

过度叙述显然已成为新诗界的一种倾向，甚至为新诗风尚，它已忽略了诗歌必须要精炼的基本特点，精确描写，字字句句尽可能地彰显个性。作为艺术性极强的诗歌，一定程度上还不能要求这种体裁能够像散文一样必须客观展示，有时候它或许是极度抽象的，描写技巧对诗来说是唯一有价值的地方，它没有必要拥有全知及总揽的能力，好的诗必然有那么几句使人心有所触的文字，犹如“一语惊醒梦中人”的启示效果。

让人陶醉的诗，意象必定明确，没有含糊的暗示，也没有杂乱的堆砌和拖泥带水的铺陈，好诗首先有一个好的概括力，其次要有以美好的修辞手段用来建构诗的意义，来加强它的内在深度，诗歌语言不但要真实而生动，还要充实和丰满，更重要的是让读者看到诗所表达的价值理念。新诗如果没有修辞手段的充分支持，只是简单而纯粹的叙述，大概是无法赋予一首诗以深刻而完整的意义世界的。《诗刊》很多诗类似于“说唱歌曲”，像那种古老的长篇叙述诗，只是讲所见所闻，丝毫没有写作方法和修辞技巧，根本也没有悬念可言，缺乏意义感，以及艺术修辞运用的局限，成为当代新诗一个严重的问题。

好的诗歌，一字一句都可见作者夯硪的痕迹，可见作者概括力和洞察力，并具有意义的描写，用心写不止于对文字细腻雕琢，更多是倾注作者内心深处自然流露的情感，如何写，则体现在作者对表现形式上的一种选择——追求意韵深长、辞简理博的艺术效果，始终与生活保持着积极意义上的联系。《诗刊》大部分诗都可见凌乱而琐絮的描写，实际上空洞无物，这缘于作者缺乏生活资源，几乎是隔空、离地式的写作，缺乏把握现实生活，以及具有那种前瞻性思考的能力，缺乏写作中的叙事经验，他们往往借助被评论家吹捧而获得的声誉或者诗坛地位来糊弄读者，譬如以一句“读者不懂我的诗”轻松地搪塞而过，更有著名诗人以对新诗的各种模糊概念来文过遂非，诗坛乱象之首莫过于此。

夸张和造作是所有文学体裁的大敌，但这却是在当代文学界普遍存在的病相。当代诗歌也反映出这个问题，很多诗人拙劣地模仿西方的虚幻主义手法，仅仅是模仿到了皮，却没有学到它的骨，其实西方很多优秀的诗歌作品，虽然借助魔幻手法来叙写，但却有深刻的现实主义作为底子，充满热烈的批判主义激情。

反观国内当代诗人，毫无节制的夸张，虚词诡说的编造，竟成为当代诗坛默认的流行写作技巧和修辞策略，而中国的读者，大概是长期以来就生活在“形式主义”当中，虚假而虚伪地活着已成为国人的一种生存法则，“逢人便说三分好话”的传统观念，让他们不再觉得这是一种鬼谲而异常的存在，因而渐渐接受这种虚假，并对此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所以大部分读者都认为不论是小说和诗，作者都可以天马行空地编造，但实际上，不论是小说还是诗歌，诚恳和朴实是它最基本的特点，一个与自己的时代保持一定距离的作者，一定是没有高贵的批判精神的，也就一定没有超越自我的自觉的精神，他们的诗歌就不可能蕴含朴素盎然的诗意，也不可能体现出让人感动的诚恳，更不可能呈现出伟大而温暖的道德热情。

如《诗刊》里常见的几位诗人，比如江非、沈苇、叶延滨等，当然包括当代一些被诗界吹捧得天花乱坠的著名诗人，他们的诗有一个严重病象就是，没有自己的诗语特征，更别谈什么属于自己的诗的风格，倘使将它们匿名放在一起，你根本就无法分辨出这是谁的作品，大概是“师出一家”，或者相互模仿习惯了，看上去每首诗都凌空蹈虚，充满浮假和夸嘐，最大的毛病还是欠恳挚，少真朴，他们对人或事物的描写，多似肬赘，单调而繁碎，虚假而浮夸的渲染在字里行间更是在在可见，对人和事物的叙写缺乏那种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处理的能力，所以关于文学作品的精神，起码的爱意和诚意，又能如何得之呢？

好的诗歌从来都是给读者一种真实而亲切的感觉，因为好的诗歌几乎都可以看出一些共性，诗人首先将诗歌中所染涉的事象、情节置于自身感知的范围之内，而不是将自身剥离开而以一种俯视的角度和态度来胡编乱造，任何诗人都必须恪守一个事实，那就是你所写的内容决不允许超过你自身的见闻或体悟，否则也就破坏了限知表述的逻辑洽合，自然会让读者觉得荒诞不经、缺乏说服力。

当代很多诗人，把文字视为游戏，随心所欲已然为乐，文字这种最应该赋予灵性的东西，被他们强制地拼用，即使是为了达到某种消极的观点，也会将包括人之内的所有东西强行物化，成为他们手中的道具。如果诗歌能够引发社会共鸣，那就意味着诗歌已经从某种程度上树起了社会性的价值，我们要警惕这种‘价值’会让诗变得更具功利性，写诗要缘情肖物，有感而发，所以不能把社会性的价值摆在意识的第一位，写诗是一件具有灵性的行为，不能有目的性，更不能为任何目的性代言，否则诗也就不会再那么唯美而真实了。

诺贝尔奖得主莫言曾说：“写作时我就是皇帝。”所以他的作品中有形形色色的人，更多的人是毫无人性可言，而且莫言作为他缔造的世界的皇帝，他沉迷于其中，将这些非人的丑恶和暴行写得出神入化，他似乎非常迷恋施暴时的快感，这种变态的快感的确也来自于他的内心，所以他堂而皇之地行使着他“皇帝”的权力，随时随地任意处决一个他笔下的人物，作为“皇帝”，他想给任何人用什么刑具都是理所当然的。

身为一个作家，到底要不要有社会责任心？到底要不要为自己的时代负责？到底该不该拥有“皇帝的权力”？我认为，必须要剥夺作家拥有这种可怕的权力，否则他便不会成为一个自觉的作家，也不会谨慎地行驶自己权力，极易像莫言一样把自己当成统治和驾驭一切的“皇帝”，可以在自己笔下的人物间随意穿行，跨越各种不能跨越的界限，来释放和宣泄自己心底所有的仇恨和罪恶。一个作家，难道自己笔下的人物就不值得尊重吗？难道他们真是没有生命和尊严的人吗？难道他们是随意被人奴役的人吗？

当代诗人身患莫言这种“皇帝病”的人不但不在少数，而且是相当大的一个群体，他们似乎都想建立起自己的诗的王国，而国王正是他自己，在自己的国度里，他们无视诗歌常识中的道德律令和美学以及人伦学的要求，美好的事物也能在他们颐指气使下变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一些本来就陷入不幸的人在他们笔下也成为被凌虐和羞辱的对象，这些所谓的诗人，对自己笔下的人或事物，其冷漠和傲慢，令人发指。

我曾在一次诗歌研讨会上听一位著名诗人大谈特论诗学，当时看他展示的一首写马粪的诗，情节大概是骏马的粪和驽马、劣马的粪在颜色和分量、效果上的不同区别：“骏马粪上落满了绿头苍蝇，触角发出幽明而铮亮的光芒/反观驽马粪头/只有寥寥数只屎蜣螂/劣马的粪，已经被蠕动的白色的蛆群吞噬/春风携带着恶臭吹上湖面/蝴蝶享受着这一切/如同享受彼岸的佳肴……”

当我对其作的美感和纯洁度提出质疑时，著名诗人却脸不红心不跳地辩驳：“哲学上说丑到极致便是美到极致，这是一种美学，诗学中最缺乏这种真正的美学……”其实除了恶心和反感，我看不到他的诗美在哪里，倒是对他这种顽固的文学上的“恋物症”感到震惊，一个诗人，如何也无法和一个玩味、渲染恶心场景以及丑陋物象的人联系在一起，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代文坛，有这种倾向和癖好的却大有人在。如上述关于描写马粪的诗，这种患有严重恋物症的作者，似乎已经丧失对美好事物的感知，创作意识里根本就没有道德价值和精神意义的概念，也没有心理美感与生理感官的本质区分，他们享受写这些物欲层面的内容，甚至渲染那种原始状态的粗俗和野蛮，以此来获取叙写过程中的快感。

文学是不该守旧，但也不该盲目地除旧而“创新”，你不能说读者看不懂你的诗，你就说这是“新诗“，是一种创新，即使是创新也不能摆脱文学体裁起码的制约和规范，大胆创新的背后，包藏多少祸心，甚至装满了摧毁人精神和意志的毒药。任何形式下的“创新”都应该在首先建立在人性向善，向美、向真的基础上，应是传承性、关联性和互文性的，否则便是痴人做梦，更是狂妄自大的莽撞行为。

如今很多诗人都有“自大狂”的病态心理，令人咋舌，他们不再谦逊，除自恋地肯定自己之外，从来不想虚心向比他更优秀的人学习，每个人都想当“皇帝”，都梦想掌握权力，每个人都希望别人按照他的心思来写作，甚至没有人再愿意从别人的作品中求得进步，而是绞尽脑汁来剔挑出毛病来攻击别人，试图以此来肯定自己，满足自己的虚荣。不过天道难违，渺小的人类无法跳出自然法则的樊笼，他们不知道除了天地，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谈得上独创性，人从生到死都在世界的影响里，而人类除了意志和精力之外，还有哪一样东西是属于自己的？看看我们的前人，他们就是最好的答案和证明，我想说的是，根本没有所谓的独创，除非你是上帝。人类的一切之所以得以延续，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人类的传承精神。

有人说余秀华就是新诗先锋派的代表，她就“颠覆性”地独创了一种新诗体，并获得极大的声誉和名望。我却不以为然，如果说她在这个浮躁的、一个无节制的多媒体倾向于全民娱乐的时代，依靠兜售自己的无畏和无耻而获得一定的名声，或可以这样定义，但“名望”二字与她绝不沾边。在写作时，这样的作者，只要她自己不尴尬，那么尴尬的永远是别人，她的诗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深度，不过是用自己的无知和无耻满足了一群爱好低级趣味的人，只是满足了一群臭味相投的人的阅读快感而已。

这样的国度，出现这样的个例并不奇怪，奇怪的竟然被一些文学传媒，甚至一些所谓的权威机构所追捧，并大肆宣扬，本应该质疑和批评的，却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和纵容，可见反文类、反本质主义是多么可怕，一个权威的集体都可以轻易沦陷，跟着膜拜起先锋时髦，把那种被形式化的技巧所钩织的、那种无意义的生活事象和混乱的想象交杂而成的诗作奉为上品，同时也证明这种集体的沦陷，都被物欲绑架了，很多人都患上了“心硬化”疾病，很多也不愿意再相信和坚守写作中应有的那种诚恳的态度，以及描写的耐心和创作的热情。

活着的尊严，于世的价值、博爱的意义，需要真正的作家去通过自己的作品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我们的读者，教人捍卫生而为人的尊严，教人如何去付出爱继而得到爱，尤其在当下这个价值秩序崩颓、道德几已沦丧、心灵日渐冰结的时代，文化之繁荣、精神之重建，文学之发展，我想每一个真正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独立意识——诗歌，不能是一个人的独唱！因为艰难文学之途，一路寂寞，唯望我们洁身自好，彼此珍惜，相互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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