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坚兴：童小汐文学评论专辑（节选之二）主编精选

◉詹坚兴 (广东)

③童小汐：《诠释诗人的理性和崇高》（节选）

诗并非一种高尚或深奥至极之文学体裁，相反它是诸多如小说、散文、剧本等复杂文学体裁中较为简单的一种文学形式，中国先秦就有诗，于民间就是谣，听起来简单易懂，朗朗上口，人们容易记得住，众口交传，所以传播范围也较为广泛。甚至更远，上古时期就有诗，譬如大禹治水时，禹为治水常年奔波在外，娇妻涂山氏女每日望眼欲穿，期盼禹能回家，如此等了三年之久，仍未见禹归来，历史上说禹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涂山氏女在门外远望，脱口而出：“候人兮，猗！ ”——等候我所盼望的人啊！这恐怕就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首新诗了。

随着时代的变革，西方诗学无疑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和成长起到了巨大的催化作用，现代诗人队伍之崛起，掀起巨大新诗热潮，此况前所之未有，对于新诗的创作形式亦出现多彩多样，眼花缭乱。在此过程中，难免也出现一类走火入魔者，研究所谓诗之论，以图别出心裁，甚至故弄玄虚，把诗歌创作如此简单的事情突然变得复杂起来，云如何隐之，如何喻之，又如何拟讬之……又将美学与哲学等等各种学掺和内里，不一而足，一首诗被写得云里雾里，不明所以，以至于原本写诗很好的人突然有一天竟不知如何写诗了。

如此说来倒似小看那些所谓的著名诗人了，单从文本来看，何止只是诗人，同样还是美学家、哲学家、理学家、思想家吗？说出这样的话，我不禁替彼尴尬。诗和其他文学体裁一样，叙事、咏物言志等，总得要告诉读者你想表达什么，就是这么简单，一首诗非要搞诸多名堂，写得矫揉造作，玩深沉，玩高明，最终玩的都是虚荣和落寞。

当然，西方诗学亦并非无可取之处，诗人在写作时希望更深邃地隐匿自己的社会倾向性，使用暗喻、隐喻等修辞手法也不是不可以，但我所担忧的是这种刻意隐蔽的倾向性，所有读者都能看得懂吗？相较“直白的倾向性”，是不是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所以者何？不论诗写得多深沉，甚至读来晦涩难解，或读来言简意赅，朗朗上口，最终皆在读者意底一见分晓。读者看不懂，你写得东西再深奥亦不值一文。

我并不反对那种修辞和语言复杂的诗，但不论如何写，如何去组装语言，但有一件事始终是来自灵魂的人，这件事机器人办不到，电脑办不到，因为电脑和机器人即使有多么高明，它也是个没有灵魂的物什，关乎精神和灵魂层面的事物，也只有人才可以办到，所以不论如何写，都要记住自己与时代的关系，你究竟想说什么？想表达什么？你想表达的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你可以写追慕古典与道德精神化纯诗之美感，你也可以坚持平和直抒之亮色，甚至可以追求悲观主义和理想主义，不论你写什么，风格是包容或超然的，喜悦或悲伤的，都要浸染并秉持一种对道德本位之呼唤，这应该是真正的诗人所必须恪守的宗旨。

美国爱伦·坡可谓是“现代派”之远祖，他的一首《乌雅》百年来被人津津乐道，众说纷纭。其实，不论现代派还是象征派，他们的诗，最大特点即是把夸大的破碎形象，再进行一次偶然的拼凑，这种追求繁冗修饰和浮表象征，将空茫的意象无节制地使用到了极点，实则这些内容都没有什么力量感，反而比较苍白和空虛的，当然也有內容不空虛的，而且也能够实在地“点题”，诗句亦优美，但是这种具有生命力的现代派诗非常少见。

李白：“众乌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先摒除众乌，踪迹不留，又干脆抹去山头一缕闲云，如此还有何景可观呢？而点睛之笔就在末两句，使人顿悟，此山如人，有其精神、感情和性格，敬亭山此处就好比诗人之知己好友，吟此佳句，犹如敬亭山乃大家朋友也。艺术当明白如画，分外朴实，若能达到触手可摸之境，才叫艺术上的成功。

诗与情志不分家，为什么会有诗？因为当人们觉得泛泛之语已不能直抒胸臆时，诗就产生了。诗之基本特征乃是抒情性，这便是诗的艺术生命，有道是“好诗如画”，实则是否是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读者想象和感受的这幅画是否能够引起情感共鸣。

诗贵在诗思。诗思之广，非一言可括囊，其中有浑厚雄壮的，即诗思意象雄岡浑成，造就竟境；亦有低暗压抑的，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景象，其中不乏诗句突然顿住，将人之心情捽拽收缩至一个毫无回旋余地的、静态的物象或意象上面，忽而又将激昂奔腾之思绪打开，一泻千里，使诗人之诗于起伏中抒发思索与忧患。

诗人不能没有情绪，而诗之贵，还在有时候反映出的个性情绪。妆物造境、绘景画象，于诗而言，固乃不易，然而若于诗中回荡或捕捉到一种情绪尤为难矣。如“漫卷诗书喜欲狂”之句，何等耐读，不愧为精品、上品。

其实进入诗歌的题材，并非有意抓取涉猎而来，它是经过诗人生命时而被诗人之生命接纳，由此发生灵感，继而提取人物和事物。在诗人心里，万物与自己生命之过程息息相关，所以诗便有了具体的写作主体，有了这个主体，才能创造具体个人化的情境和语境。

当然诗歌不单只是一个“思维结构”的问题，也绝非“写作方法”的问题。对于诗人而言，一切都决定于观察到和感受的人和事物，这决定于诗人对人物和事物的深刻理解和体验。这就说，一首诗的写作之初，并不应该是先有结构，而我们时代的很多诗人都犯过这样的毛病，内容还没想好，就试图先酝酿出一个惊世核俗、别出新裁的结构来，然后再絺章绘句，填充诗的内容，纯粹把写作当成了文字游戏，这岂不是笑话吗？岂不知，只要作者对人和事物有了深刻之体验，并能够找到表述这种生命体验之途径，所谓的结构方式，不是就自然而出现了吗？

一个真正的诗人，一定要先把内心深处那种自负和傲慢一点点地剔除出去，把干扰心境的纷扰都清扫干净，只有虚心以待才能充实最美好的东西。诗歌与生命一体毗连，于生活中艰难而匆促地聚拢，又于生活中优雅而温柔地展开。

诗是要有诗性的，诗人要时时刻刻注视世界这个母体，才能使诗语散发出思辨韵味和直觉之美。人们复杂沉重的生活于诗中终将化为鼓舞人心之影像，诗人就是要有能力将心灵穿透现实生活，即使在迷离痛苦中，也要有能力具体而亲切翱翔于自己的时空。

 

④童小汐:《华协作者格律诗词创作之初探》（节选）

五年前始接触格律诗词写作，不论课时或闲余，常寄砚此间，于今六年。我先生（北野）文友甚多，其中不乏墨客，辄相过访，题诗无数，互为唱和，亦不乏脍炙人口之作。彼时，我先生家彷如义塾，骚客往来不绝，我于此间，关乎诗词写作收益良多。

自我掌舵华协以来，后有书画研究院、格律诗词研修院之设，亦有此意，所以育传统文化之人材、培养士脉也。如格律诗词文创研修院，必不能敷衍了事，虽为公益事，而必召集真才实学者，务尽诲人之意，庶上善诱，下绵后人。盖误人子弟终必自误，望院员及讲师兢兢业业，孜孜不倦，切不可畏难苟安。

先生常教于我：“一、读书以力行为先，切勿图空读书，只为钱财仕途。圣贤之论，无非敎人向善，尊老爱幼。凡读孝悌之书，必力行孝悌事，或始初勉强，而逐渐熟习天理融洽，可得圣贤之智慧也；二、读书以立品为重，立品莫过于谘求义利之辨，古有伯夷叔齐等千古流芳，莫过于明义利之辨，虽死不改其节；三、……；四、……；五、……；六、……；七、学百家之长，每读一家，务必辨明一家眉目，毕竟已成大家系统，规模之广，气象之大，各有互异，不可粗略泛读；八、读赋如《三都》《两京》《子虚》《上林》，丽则雄厚之正规者也， 律赋始于唐而精于唐，宋人之赋较之则逊色甚矣。不论古赋、律赋，俱要端正学习，寻求正路，万不可杂学；九、至于诗学，五古非汉、魏、六朝莫属，务必读之，而七古要读杜甫与温庭筠二者。五、七律必读初唐……

先生每日令我读五排、七排诗各一首，律赋二运韵、汉文十行，名家文一篇。读熟毕，再将次日所应背之四书、五经等，本本通读熟极，方可休息。次早，又读昨日所读之文章、四书、五经、诗赋等，务必熟咏精读。书既背后，又学习唐、晋法帖等百余字。又写字后，看书三章，读经书约三十行，每有疑义则请问先生。疑既晰之，而后于先生面前，将所读之书文、经书，以白文添虚、活字，而后顺义逐一而讲出。既讲毕，抄录诗词赋文各一篇，之后听先生细细讲解，其余时间，则是散学。夜读则复习前功，次早背诵前功，而后由先生命题，细求题义之所以然，探其虚实，寻其层次，由浅入深，自前而后，再开合而谋全篇之局，并于当晚交卷。

由此而见，格律诗词之不易，须诗书同步读研，若无涉猎广泛之学，焉能写得佳文。

海西文学网写古体及格律诗词者居多，佳作却鲜见，被推荐者更寥寥。海西文学网及青海湖诗报、青海湖诗刊等平台，所推荐、刊登之古体、格律诗词作品，精挑细选，并非照单全录。就格律诗词审稿之严格，我华协可谓首屈一指。就格律诗词而言，必论工拙，但言之无物，或句法不通者，一律不推不录。就古体诗而言，但凡有特色者必推必录。宁缺毋滥乃华协之采稿原则，诗词可读、可诵者，宁取数首、阕以定诗话，借诗词以传，以诗词存人，而非以次充好，良莠不计而尽皆刊之。但符合格律者，或古体诗信笔所至，或征求文献，或谈艺志物，或怀人记事，皆可录之并推之。

格律与古体，体例虽异，而道同矣。古体但遇佳诗，则爱不释手，必录并推之。然而诗作如山，奇佳者一首难求。格律诗词，重在格在律，否则焉能称之为格律耶？现代人不谙此体裁，写不出便恶语谤之，所谓格律诗词为封建之糟粕，实乃无知儿之见识，尔欲写便写，不写也罢，格律诗词自古至今为文学一体裁已有定论，岂能因尔一言而废之?格律诗词较古体诗赋更为严格，不仅要求合韵，且凡涉及一事必求叙及一事之出处，推录一诗，必究一诗之薄厚优劣，至少看其诗句是否对仗工整、合韵合律，若无错误，即可录之，也不必是惊人之佳篇。

格律诗词不在多，而在于精，多则诗必滑，但遇大题而不能结构，藻绩虽工，而诗格自卑，亦不过平庸之作，古体诗、格律诗写作，绝不能刻意创作，宜从大处着笔，小处入手，而后精雕细磨，直到可诵可歌，才能写出扣人心弦的诗篇。

 

⑤童小汐：《诗人，只能写感性是远远不够的》（节选）

当代诗歌无疑呈现出一片“繁荣”，然而这种“繁荣”确是一种虚假的繁荣，简而言之即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当代诗人的整体创作水平与历代诗人差距和悬殊愈来愈远、愈来愈大，不禁令人扼腕叹息：“终未能实至名归矣。”

时代变迁中存在的问题越发凸显，乱象丛生，这也直接导致文学艺术原本统一的意识形态已经解体。尤其当文学艺术与市场经济挂钩以后，作家和艺术家各自为阵，更置文学艺术使命于不顾。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为鼓励农民栽种，有句话说：“什么卖钱就种什么”或者是“市场需要什么就种什么”，大抵皆此意。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文学艺术作为一种行业也加入此例，很多作家可谓敏锐地抓住了时代的脉搏，投读者所好，也是恪守人生座右铭：“什么卖钱就写什么”或者是“市场需要什么就写什么”……极尽所能卖弄“巧思”，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层出不穷，虽不清楚读者们到底从中都摄取过何种营养，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的文学艺术界就变成了如今这么个烂摊子——自己写自己的，两耳不闻窗外事，只管闷声发大财。据说之前中国还有“中国作家富豪榜”这样的咄咄怪事，我固不信，搜狗时还确实搜出一群。

好的诗歌都有灵性为契合，在诗人眼里，诗歌是有生命意识的，诗以人为本体，加之诗人的悲壮感以及悟性之种种幻象、意象和具象，通过有音乐节奏的层层暗示，才能使作品成为永恒。余光中说：“一位诗人，一生也只追求几个中心的意象而已。塞尚的苹果是冷的，梵谷的向日葵是热的，我的莲既冷且热。宛在水中失，莲在清凉的琉璃中擎一技炽烈的火焰，不远不近，若即若离，宛在梦中央。”诗从追求艺术效果而言，就不能太过直白，作者把自己的见解隐蔽的越深，对诗的艺术修辞来说就愈好。诗要尽力追求字外之意，弦外之音。

因为文学之宗旨，就是努力于改变人的人格和意识。一名诗人，只能写感性是远远不够的，如白夜先生的诗，不单单只是意象的勾画，还有启蒙之力量。讴歌故土，叙写乡愁，赞美生活等，固然可嘉，但最终还是要注入一剂催化灵魂的东西，即批判之向度。所有对丑陋和残缺的叙写，最终都要建立在真善美的底子上，很多人的诗为什么总感觉欠深度，力量不足，正是由于诗中缺少了批判性。

当代现代诗人大部分现代诗作品都比较混乱，把现代诗写成流行歌词的也大有人在，我认为，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就应该具备文学艺术性质的构建元素，从诗学角度来看，诗歌不能过于直白，亦不能直接抒发强烈感受而使诗所构病，诗应该有其独立风格的语言，且其能指与所指之旁向重叠，将自然而然的感觉带入诗行，如此，读者才能感受到除意象所表达的“意味”之外，更能真切把握诗人跳动的脉搏。优秀的诗人不是沉浸在小情小调中的小格局作者，而是人生的思索者和见证者。

诗人之所以受人敬重，或许是因为他们“不俗”的生命观和生活观，而现实中，他们也往往是逃离鄙俗生活气息的人，用一种特别的语言最大程度地实现了自己对生命和人生的渴望和幻想，有深度和力度的诗，总能使读者进入一个永恒而美好的世界。诗如江河，沉着流淌，急速奔涌，没有渲染和夸张却能表达激情，这与诗人博大胸怀和内心宽容以及敏锐的感知和缜密的思考分不开，一首诗出炉，它的质量的好与坏是诗人自己决定的，而诗人质量的优或劣是由个人主观努力以及社会客观存在所决定的。不论写一个社会现象，或写一段感情，或表达自己的一种观点或想法，只要能出淤泥而不染，并且不为周遭情绪所干扰，又能鼓舞人积极向上的诗才是好诗。什么是好诗？通过空灵的表达，让读者实在的感受，这就是好诗。写诗过于泥实自然是苦涩乏味，指事造形，写意传神，忌讳亦步亦趋，既要如实临摹，还要绘声绘色。何谓空灵？就是通过文学艺术加工将实事虚而化之。诗中有借喻，即随物赋形，其目的在于借端托寓，这种修辞技巧看似简单，实则很难，不但要做到于狭窄处求宽，还应做到于小处见大，作品由实入虚，由虚到实，最后使思想得以升华，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

中国诗学中的意象理论是建立在物我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上的，强调事物的同一和同理性，所以我国传统诗学里所谓的意象，其实是指通过诗人情感沁透和精神反射而重组之物象，它是情景交感、心物交织、借物抒情的一种结果，即“意中之象”，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出了审美主体的创造性、自主性和独立性，如惠特曼在其《草叶集》自序中所说：“伟大的诗人的优点不在引人注目的文体，而在不增不减地表达思想与事物，自由地表达诗人自己。”

因此，诗人的艺术观察，不止是要细心地观察生活和自我，还要面对自己的精神和现实客观世界也面对自己的精神世界，他人与自我的心理空间，皆要悉心观察。

一位成熟而老道的诗人，不但能让读者发挥出仅有的想象，而且还能够让读者再造想象，让读者根据自己的知识积累和感知、印象等，拓展想象，得以增加和补充——诗人的诗所提供的意象对读者的想象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当读者读诗后，在想象之外还能联想，即除了直接感知之外，还会勾起对另一些人和事的回忆，而后不自觉地介入感情体验，唤起读者对于生活中曾有过的情感和情绪经历，产生与诗人心理想通的感受。

生活纷纭，千差万别，形形色色的人，各不相同的思想感情，绝非那般简单。诸如悲喜交集，或愤极而笑，或喜极而泣……如此矛盾同一、相反相成之神态，若非准确揣摩，深刻发掘，表现贴切，就很难形情于诗句，而产生强烈的艺术魅力。再诸如化丑为美，以动衬静等写作手法，对生活要有深入的理解才能达到，才能产生赋有性格的诗。丑到极致便是美，这是诗人们的共识，其它审美对象无法替代的就是丑，它在艺术中占据着特殊地位——我写丑是为了看到美，优秀的诗人能化平淡为神奇，化平凡为非凡，使其形象远超其本质意义。

既然文学艺术是人创作出来的，为何不赋予其生命？马克思所谓“人化的自然”就是这样的道理，只有你给艺术注入了人的气息，艺术才会有生命。难道诗人写诗仅仅是为了写景味物吗？那样空陈形似的诗只是下乘之作，要提炼出人所具有的情感转移给审美对象，删除冗繁，舍弃形似的部分，加强神似的部分，以达到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诗要传神，诗人就要创造出典型，让这个典型具有更鲜明的形象和意义。不论如何，写诗要追求艺术上的真实，尊重生活原貌，但也要经过艺术加工和改造，让诗呈现出最为本质的真实，这就有了诗之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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