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坚兴：童小汐文学评论专辑（节选之三）主编精选

◉詹坚兴 (广东) 

⑥童小汐:《一定要清醒地写作》（节选）

很多爱好并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要么因为文学理论知识匮乏，要么就是受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譬如价值观和精神层面深受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侵蚀，以至于犬儒和利己主义恣肆当道，一时间小人泛滥，鼠辈横行，唯利是图者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作者经不起时代庸俗风气的濡染，经不住享乐主义的诱惑，终于迷失自我并寄身其中，在写作中也逐渐脱离正轨，在文学边缘越跑越远，离真正的文学也越来越生疏。很多作者不再有与邪恶为敌的勇气，更丧失了将爱和善奉为写作的道德信念，再也没有了感受和触摸光明和温暖的心灵。所谓光芒所到之处，黑暗无处躲藏，可这些人偏偏就像草原上独行的野狼一样，感知黑暗远比感知光明更有能力。

有责任和担当的作家无疑是伟大灵魂的指导者，灵魂的工程师，在他们心中，只有关乎人类命运的才是他们真正的事业，关乎仁爱和慈善以及宽恕和悲悯才是他们毕生去努力的事业，关乎公共福利和人民福祉的才是他们追求和向往的事业，所以，伟大的作家通过创造正直而善良的人物形象带给读者光明和温暖，点燃人们追求幸福生活和伦理道德的巨大热情，帮助人们确信和树立起对完美生活的希望及信念。在他们心里，只有行善和博爱才是有价值的，所以，伟大的作家在写作时，对人类和一切美好的事物的全部就是感情，他会同情穷苦，把侈靡留给富人，把傲慢留给权门，生命在他们眼里同样高贵，再傲慢、再有钱有权的人在他们眼中和一个最普通的、最不足为道的人价值相等。

而当代作家却恰恰相反，他们在写作时充满敌意，这种自说自话的单向度写作最严重的病象便是缺乏爱意。残暴不仁、报仇雪恨等等，永远是当代作家写之不尽的主题。有些作者也许自己经历过伤害，因而变得敏感和狭隘，只要这种伤害体验哪怕是微乎其微的，他也会心生报复，他们的写作就像是为了复仇才写作，这种写作同时也把自己沦为实践和传播残缺和负面的情绪者，比如作家残雪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实在爱恨之路上，即使你无法做到选择爱，但仍然可以选择别的情感形式，再退一步，即使你选择正义的愤怒和对现实的不满，这也比单纯的仇恨和残暴要有积极意义，愤怒和不满是一种对不公和邪恶等现象说不，是一种拒绝的勇气和反抗的勇敢，引导读者去追求美好理想的生活。再退一步，你可以做一个恨世者，可以愤怒，也可以不满，但是你必须爱这个世界，你的作品首先要为读者提供精神上的营养，即生活的希望，爱的力量，因为所有积极意义而健全的写作，都是以爱为信念，始于爱而终于爱的。

一个作家不能否认作品其实是心灵之镜像，作品是一个作家心灵世界的直接反应，这和作家叙写的人和物事无关，而是看你如何写，写什么，给谁写，读者喜欢一个作家，其实是看到作家首先有一颗善良的心，看到了他是一个懂得爱他人和一切美好的事物的人，通过他的作品，读者就能感受到他心地的纯美和温热，这样的作家，才能在自己的时代发挥出光和热，尤其在文化拔根、价值脱序的时代，这样的作家才能用他的心灵的火炬为我们照亮前行之路。

文学和道德是天然的关系，文学一旦脱离道德，这样的文学就像丧失灵魂的戏剧剧本，沦为娱乐消遣的物件，它给人提供的只是享受低级趣味带来的消极快感，而这样的作家，其实和古代的戏子亦无二致，涂脂抹粉，供人取乐罢了。当代有很多自以为是的人，自恃其才，便觉得可以凌驾于伦理和道德、爱善和意义之上，毫无顾忌地放纵臆想对笔下的人物进行话语施暴，把文学这种最应该具有感情的艺术变成一个冰冷无情之物。其实就文学创作而言，写作的意义并不在于才华，重要是写作是否具有丰富而真诚的情感，也只有你爱这个世界，爱人类，爱一切美好的事物，你才能发现时代或现实中存在的残缺和问题，你才能通过自己的发现和所主张的积极的观点来帮助人们找到出路，帮助人们摆脱困境，引导人们朝正确的方向前行。

文学创作不是无中生有的胡编乱造，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而不是脱离生活。作者刻画一个人物，描述一件事物，都要遵守下笔即是有积极意义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不能因为你是作者，你就能把你塑造的人物变成一个毫无人性可言的嗜血的怪物，或血腥，或暴力；你就可以把自己描述的事物转变成随心所欲的工具，或诋毁，或攻击，对他人进行精神上的杀伤。一切没有道德约束和人伦规范的写作都是否定人本来就该具有美好人性和价值建构的本能，而是后天环境的影响和教育缺失所导致的事实。这样的写作是反人道主义的写作，比如莫言，把人写成恶魔，但除了他爷爷，他奶奶，他爸爸，他妈妈，以及他自己之外，似乎他的世界里没有一个可以算得上是“人”的人的存在，世界上除了被黑暗笼罩之外，人们看不到光明，他几乎写尽了所有的坏人，但我们看不到一位英雄和好人的出现。深受读者喜爱的残雪的文学作品也有这个毛病，我们只看到她笔下那个冰冷的世界、残暴的人类、杀戮的兴奋，复仇的快感等等，而这种东西为何会在国内大受欢迎？更有评论家为莫言和残雪这种作家大唱赞歌，说他们揭露了现实，挖掘人性的黑暗……可是，世上只有恶人吗？善人都消失了？世上只有黑暗吗？光明哪去了？难道两位是生活在黑暗潮湿角落里的蟑螂吗？还是昼伏夜出的猫头鹰？大概莫言和残雪这类作家，也压根不想让读者从他们的作品中感受到丝毫温暖，或看到一点点希望。

当代很多作家，不论写什么，喜欢将自己的观念和情绪带入并完全物化，所写物象鲜见真实性和客观性，写作极其随意和任性，人物和情节模糊混乱，作者将自己封闭在自我内心世界里，体验着自己隐秘的想法，他希望自己能够像上帝一样造人，大概想给自己所创造的人打造一个有秩序的、有价值观的世界，并且这个世界里的现实由他自己重新安排，结果却相反，作者所主张的“价值”和“秩序”，完全与外部世界的人隔离，比现实中的人无情有加，残暴更甚，那些几乎不是人，更像是妖魔鬼怪，衣冠禽兽，不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

文学界的乱象不止于此。不论小说、散文还是其他文学体裁，好的作品少之又少，比如爱好格律诗词的作者，其中总有一些“无意义感”和“无生活体验”式的作者。以格律诗词为例，看似作品格律全对，甚至毫无瑕疵，但读来却毫无感觉和触动，这就是典型的“空心文学”，即没有所谓的倾诉对象，完全是一个人的独白。不得不怀疑，作者要么不会真正的写作，只是掌握了格律诗词的技巧，但忽略了作品内容要言之有物、抒发美好情感的本质；要么就是没有真实的生活体验，好像他们生活在海市蜃楼，对现实生活一无所知，否则他们的作品中怎么看不到一点点生活气息呢？

这种作者就像一名被判了无期的囚徒，所以他们的作品像极了没有门窗的牢房，而他们置身其中，自己走不出去，也不希望别人走进来。既然自己所写的东西与他者无关，与外部世界又无牵连，一个没有对象的文学世界，那又有什么意义可言呢？作者写出的作品，除非是私密日记，否则总是希望面世的，希望更多的读者看到，并达到交流的目的，这样作品才有了价值，作者的诉说希望有读者的倾听，从“我”到“你”，这个过程意味着心灵的碰撞，也意味着精神之交会和馈赠，如果脱离了“我”，又无法接近“你”，这种写作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可否认，在文学爱好或创作队伍中，存在一些脾气古怪，且桀骜不羁、傲慢不逊的人，这些人多半都有文学方面的才华，但性情乖张，活脱脱一个“刺头”的存在，既想处处刺伤别人，又不愿意让别人碰到自己，唯我独尊，狂妄自大，他们也乐得在自己的“孤独园”里陶醉，对他人都是怀着敌意，只要别人一句话不符合他的观点，他就扔一块砖；只要给他提正确意见的，他也不服，抡起就一斧头……这就是典型的那种“小文人”的普遍特征，作品一般般，脾气倒不小，天下除了他，甚至再伟大的作家在他们眼里什么都不是，而且这种人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怀疑一切的虚无主义者。我想这样的人从事文学的确有点选错行，因为他们不知道一切文学艺术的创作都是关于自己和他人的一种精神上的努力，自有人以来，从“我”到“他”就是自然界固有的关系，如果想阻断这种关系，将从“我”到“他”变成从“我”到“你”，概念就完全不一样了，前者是“我”的写作关于于他者的意义，后者是“我”的写作只关乎某一个人，除非情书、遗书，否则这种私有形态的写作与真正的文学而言相去甚远，长此以往，作者势必会使自己退入到自我，将自己封闭起来。更有甚者，写作时将人彻底物化，他写的不是人，而是把人写成了动物，或者其它一个什么非人的物件，纯粹将“我”和“他”的关系降低到与人无关的主体和客体的“我”和“它”的关系，把人性从他笔下的人物身上剥离，只剩下物件本身，缺乏客观性、真实感和意义感，让作品变成可写而不可读的无效文本。

当代文坛还有一个不良现象，一些作者在不具备全面知识结构的时候，仅以自己有限的认知和想象以及判断来通过文学写作来抨击时政，这也是一种不负责的态度，虽然说抨击社会残缺，鞭挞时政也是作家的使命和责任，其最终的目的并不是不要政府，而是要一个更好的政府，批评的功用不是谩骂和攻击，而是在提出问题后同样也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只是简单的“骂”一通了事。有的作者希望自己能像鲁迅一样，批评时政，为民呐喊，但在写作的时候却没有起码的历史感，对自己一知半解的东西任意贬损，这一样是单向度的写作，如前所述，无非是作者借助文学写作来宣泄自己的不满情绪，事实上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对读者起到误导作用，被迫作者接受他一个人的观点，希望博得读者认同，这些都是极其自私的行为，甚至有沽名卖直之嫌。

文学创作是书写和言语的活动，其作用在于向社会有效地传递正义和美好、善良等等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思想观念和态度，无政府主义是极其幼稚的，世界不能没有秩序，但世界上存在的不幸和不公，可以通过人们不断地努力去改变和改善，极端的标新立异和叛逆，只能让世界变得更糟糕，也并不一定就是好事，与文学而言，这种情况会导致修辞和交流上的困难，说不定还会导致自己的文学走向末路。

如今有多少作者能够正确理解文学创作的意义和目的，把文学创作如此庄严而神圣的事业当成自己娱乐游戏，当成精神私有，为成名而写，为金钱而写，为自我而写，甚至为写而写，自得其乐，自娱自乐，自我崇拜，自我陶醉。因为无法改变自己的自私和冷漠，所以他们与高尚的和有意义的写作背道而驰，真正的文学之路还能走远吗?

因此也有人为自己辩解，认为在一个人们普遍都爱金钱、爱享乐的被物欲所主宰的时代，文学也应该“与时俱进”，追随大众的口味。这就像一个蛮横无知的人说，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不应该再接受教育，任其自生自灭一样。心灵的冷漠是最可怕的，最应该有所担当的作家随波逐流，与大部分人在冷漠和自私中枉度一生，要么为钱而“奋发”，要么为己而“壮志”，即使有心，也是一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心，就是写作也无非是为了博得别人的赞美，就和大部分冷漠自私的人一样，活着也只是追求享乐，作家本人也不相信，人间还会有那种造福世人之高尚动机的人。

一定要清醒地写作，懂得写作为谁而写，为何而写。拒绝华而不实的写作，要尽可能地与娱乐消费、享乐时代的势利为敌，表达善意和正义，热情和怜悯等人道情感，要有正确的文学观，反对无聊、无效的 “空心写作”，要坚持满怀道德热情、赋予怜悯心的人道化写作，只有积极而健康的写作态度，才能写出具有人道价值、充满人性内涵的优秀作品。

 

⑦童小汐:《 当代诗歌，为谁写 ?写什么? 》（节选）

到底如何正确理解“纯文学”这一概念，读过很多当代诗人的诗歌作品，尤其当读者对诗歌中一些消极甚至低级趣味的内容提出批评或质疑时，很容易被那些以“著名诗人”自居的作者不假思索地驳饬。一来强词夺理声明他所谓之纯文学乃是无任何“添加剂”的“纯原料”，即人或生活本身是什么他写的就是什么，因之为“纯文学”；二来威胁式的告诉质疑者，他是“著名诗人”，不是你们这等不懂诗为何物的文盲可以妄加质疑的。

有读者来问我意见，我告诉他，对那种狂妄自大且有不可一世之态度的诗人，不论他是诗神还是诗鬼，都不要去理睬。诗人也好，文人也好，再有名气也罢，他得首先是个人，如果你和一个人格不健全的人去计校，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这个人本身也多少有点问题。因之我注意到那位“著名诗人”口中所说的“纯文学”，因之我亦从其“歪论邪说”谈起。

我说倘若一个诗人不遗余力、不加节制地叙写并渲染人性或生活中的阴暗面或丑陋面，起码此人的内心绝不会太光明，而真正的纯文学，也绝非他所说的是“还原人或事物的本质”，譬如常常以蔑视规范和常识的文学为己任或己之能事，专从事指向自我“肉体”和“欲望”之文学等等。如果那般也能叫作“纯文学”，其实其本质已经不那么“纯”了；如果那般也叫作“纯文学”，倒不如直接叙写“半坡人”以及“半坡人”的生活来得更直接，你也不要恬不知耻地以“著名诗人”或“著名作家”自居，直接说，你就是嗜好 “下半身的文化”，并对创作和渲染此类事有浓厚兴趣，如是，虽然你的坦白有点儿无耻和变态，但也不失为一个直率的人，也说明你并不是一个真正虚伪的人。

再说下去又会老话重提，即作为一个诗人、作家所应有的责任和担当，诗人和作家这个头衔，可不仅仅是一个只说故事的人，如果一个诗人或作家的作品，带给人的只是感官上的刺激，低级趣味的享受，那这样的诗人和作家还不如去死，因为活着只能是世界的罪人，自己堕落成非人，还要试图把别人也变成非人，不客气地说这种人就是人类的罪人。

在浅谈阿布力孜•吾拉因的诗歌作品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先谈谈“纯文学”这一概念,因为部分“著名诗人”或“著名作家”认知中的“纯文学概念”并不能诠释文学之所有价值，以及文学普遍的性质。我所理解的纯文学，其原义首先要具备美学之品质，如无此首要之品质，那就谈不上所谓文学之“纯”。

在具备美学品质之首，文学之“纯”，就应如刀之快，如剑之利，其锋刃必直指丑恶和丑陋，斩除一切消极和堕落，在黑暗中挥出一道耀眼的光来——它必须毫不犹豫地反抗和对抗文学之一切极端功利性主张，比如当下在压抑中蠢蠢欲动之外部力量对文学和艺术的异化，以及拜金主义和庸俗主义对文学艺术的严重扭曲。文学之“纯”就是真、善、美的组合体，它的性质中必须要有抵抗的强大力量，来解放被一切消极和堕落所侵蚀、被束缚的精神状态。

文学之“纯”，不仅止于“唯美主义”——即将文学误导入脱离现实之单一“乌托邦”的世界，而其之“纯”，更在于发挥其改善或重建人类精神家园的功用。作为文学体裁的一种，尤其诗歌，它绝非一个单一因素和结构的存在，同样它也是一个多元因素构成的复杂世界，不仅止于对人生之感悟，更意味着作者对善恶与是非的态度，也就是说诗歌不仅仅是一种艺术现象，更是一种伦理现象。其实很多诗人并非对此全然不知，若言不知，我犹不信，其根本原因是，自己无法摆脱庸俗和市侩的枷锁，不愿意、也没有勇气去接受罢了。很多诗人都成了悲观、消沉的内倾型之人，宁愿消极地逃避，也没有信心和力量去面对沉重而复杂的社会。

如何正确理解“纯文学”之概念，我是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文学之“纯”，纯在它具有平衡的“功利主义”，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但它必须首先是文学，凡关涉价值观和世界观，以及道德内容和情感态度，必须成为它的主体架构。其次它才是一种美学现象，通过修辞艺术和技巧来让它达到一种美感，而绝不是上述部分作家或诗人理解的，只要有“文学性”就足够了，如果缺少上述纯文学之主体架构，这样的作品即使文采如何飞扬，也不会是成功的作品，作者也不可能是真正优秀的作家或诗人。文学最终要上升到一定精神境界的，也就是它最终要上升成为一种“伦理性”的精神现象，其中要包含高贵而伟大的品质，只有这样它才能持久而普遍地影响读者。

在文学这个庞大的家族中，诗歌看似是最简单的一种样式，实则它是最不简单的，在语言的凝练和修辞艺术的精致程度方面，超过所有的文学体裁，也是最能体现文学之复杂性和包容性的。诗歌是一种伟大而崇高的精神现象，其本质并不是为了娱乐读者，而是关涉解放人性、拯救精神、完善道德之伦理现象。

那么，什么又是诗歌的伦理？我想这应该是每一个诗人应该重视的问题。诗歌的伦理必须具备两个体系，首先是具有作者中心思想的主题和意义之体系，其中包括主题是否深刻，中心思想是否有效和积极；其次是作者写作时的活动体系，其中包括作者的情感态度、伦理态度以及意识是否自觉，是否正确等等。

优秀的诗人总是把作品是否具有伦理性作为检验作品是否成功的核心标准，总是以他者为写作的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总是围绕着他者的阅读体验来展开写作，而不是以自我的体验和感受来展开写作。是否能够对着产生积极地影响，并且能够升华或改变读者的意识和教养，应该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自觉而积极追求的目标。

在一个世风日下，物欲横流的时代，作家和诗人、艺术家们面临严峻的心灵考验，当人们的价值观，甚至于生活习惯正在遭受剧烈的冲击，人们的内心世界已经或者正在承受新的重构和变构，尤其这个时候，我们的作家，诗人和艺术家，就更要有坚守最后一片净土的责任和使命之精神，如何坚持“文学自觉”积极地影响他人，是我们的作家和诗人、艺术家等等深刻思考的问题。

如我在之前的诗歌评论中所提到的观点，诗歌的意象理论的构成，是基于物我同一和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强调事物与我之间的同一性，通过诗人内在精神和外部精神反映和情感渗透，来组合物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借物咏志，即情景交融，心物交感的结果——意中之象，有了这个效果才能完美突显诗的创造性、自主性和独立性等审美主体，内心的语言是诗人情感态度和伦理态度的反射，诗人的观察首先要直抵读者的内心，其次才面对自己的精神世界，叙写自己的同时，更要注重体察他人的心灵空间，为他人的内心世界提供一个积极而可靠的参考，这就是诗歌反馈给读者内心的支持性之力量。

当然，诗歌不能完全成为纯净水，因为人性自带与生俱来的一面，比如对物欲的追求和向往，我们不排斥，但也不过分渲染和宣扬。功利主义和唯美主义并存，这种激烈而尖锐的冲突不会消失，这要考验一个诗人是否具有能力驾驭诗歌这种体裁了，能否通过语言组合以及修辞手段来均衡两者之冲突与对立，能以功利主义来修正唯美主义的片面，又能以唯美主义来矫正功利主义的极端，这才是一位优秀诗人的成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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