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连载《我的明朝老友》001

◉ 惠小虎

小说连载：《我的明朝老友》

第一章 关于“我”的自述

我叫约翰.亚当.沙尔，1592年深秋，我降生于莱茵河畔汉萨同盟的科隆城，一幢石砌宅邸的雕花橡木摇篮里。

我的母亲玛利亚（Maria）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精于酿酒术，而且喜欢自酿玫瑰酒。

父亲是一个闲职官员，他的名字叫做，约翰·海因里希·沙尔（Johann Adam Schall ），他 出身于德国科隆的贵族世家，家族名是“冯·贝尔”（von Bell）。

我们的家族在科隆地区拥有世袭领地，属于神圣罗马帝国下层贵族（骑士阶层）。  据科隆地方档案记载，我父亲曾经担任过地方行政官员和军事职务，负责管理家族领地，据说他还参与过1618年到的1648的“三十年战争”。

听大人们说，我出生后就是一个神童。尚在襁褓时，我便能盯着父亲书架上的天文图册目不转睛，三岁能辨黄道十二宫星象，五岁已能流畅朗读拉丁文《天文学大成》。

因此母亲总说我瞳孔里住着星辰的精魂，而父亲发现我仅凭听过一遍的圣歌，就能在羽管键琴上完整复现每个音符时，便郑重地将家族徽章下的箴言“凝视永恒”刻在了我书房的门楣。

圣玛尔定教堂的管风琴师塞萨尔先生，他初次教我辨认星图时，我指着穹顶彩绘纠正他：“猎户座的腰带三星间距不对，托勒密《至大论》卷八记载，中间参宿二应比两侧恒星暗两等。”

老人惊诧得琴谱落地，而我早已记住他上周讲解时提到的所有星官位置，甚至能复述他袖口沾着的没药香气与话语里的莱茵河口音。

父亲的商业伙伴德米尔先生从威尼斯带来波斯星盘，我仅凭触摸铜盘上的凹刻星点，就能默画出与之对应的托勒密星表坐标，误差不超过半度。

十一岁那年，父亲带回纽伦堡学者的演讲稿。羊皮纸上墨迹未干，我跪在地毯上通读一遍，便记住了整页关于行星本轮均轮的复杂推演。

当学者次日来访，我站在落地窗前，仅凭记忆在雾气朦胧的玻璃上画出第谷体系的宇宙模型，标注出每颗行星的偏心圆参数，连学者袖口的银纽扣都在震惊中划出声响：“这孩子能看见数字的形状！”

阁楼的橡木书架是我的巴比伦塔，这是我童年特别喜欢一个记忆深刻的深褐色书架。我按希腊字母顺序排列父亲的藏书，却在某夜发现《几何原本》第七卷命题三十二的证明有误——亚里士多德关于质数无限的推论，在欧几里得的文本里竟被抄错了辅助线标记。

我用鹅毛笔在页边空白处重绘图形，墨迹未干便被父亲发现，他的手掌按在我冰凉的额头上，声音里混着葡萄酒的醇厚：“科隆三十年未出过这样的神童，上一个还是发明活字印刷的古腾堡。”

在1604年超新星爆发时，我已能背诵从喜帕恰斯到第谷的所有新星记录，那天正好我和一个小伙伴在夜色里游玩，不舍得回家。

在身材瘦弱像个麻杆的克里斯托夫，举着烛台发抖的夜晚，我不仅能准确指出新星在蛇夫座的位置参数（赤经270.1度，赤纬19.5度），更能复述1572年第谷观测记录里的每处细节：

“那年11月11日，哥本哈根的气压是29.7英寸汞柱，新星视星等达到-2.5，比金星还亮，持续17个月后消失时，光谱呈现出天鹅座α星的特征。”

我没有在意到这个胆小的好友的烛火，差点烧到我的斗篷，而我盯着望远镜里的辉光，那一刻突然想起曾经在父亲商队账本里瞥见的阿拉伯文星表——那些被商人用来导航的星图，此刻正与眼前的天象完美重叠，连岁差导致的春分点偏移都分毫不差。

母亲总为我反常的专注力忧心，在某个霜晨她推开阁楼门，见我赤足跪在地上，用炭笔在石板上默写克拉维乌斯神父的《星历表》，从春分点岁差（每世纪50.37角秒）到月相周期（29.5306日），两千多个数据连小数点后四位都分毫不差。

她端来的热葡萄酒在窗台上结了冰，而我直到听见莱茵河上驳船的号角，才惊觉已在星轨的迷宫里走了整夜——那些数字在我眼中不是符号，而是星辰运行时拖曳的光尾，是造物主写下的数学诗篇，每个小数点都是银河旋转的韵律。

父亲的航海日志，是了我最早的科学启蒙，泛黄纸页上1572年的暴雨记录，被我与第谷的《新星通报》逐字比对，发现水手误将仙后座当作船尾座的观测错误。

后来我用红笔在旁标注：“当值舵手不识北落师门（南鱼座α星），建议配备《星路指南》，标注北纬45度可见恒星列表。”父亲发现时大笑，将我扛在肩头穿过市集：“我的小托勒密能校正二十年的航海误差！”

商人们纷纷驻足，看我用面包渣在石板上画出地球经度线，讲解如何通过月食时刻差计算两地距离（如科隆与威尼斯的经度差约12度，对应48分钟时差），连面包碎屑的排列都精准对应着天球坐标网格。

最令我沉迷的是星图的记忆魔法，在威尼斯商人带来的东方地图上，苏门答腊岛的轮廓竟与猎户座腰带三星的排列暗合—— 父亲从君士坦丁堡带回的星盘，其刻度划分与《周髀算经》里“盖天说”的七衡六间图隐隐呼应。

我将这些发现记在鹿皮笔记本上，字迹工整如印刷体，连墨水晕染的方向都与行星逆行轨迹一致——克里斯托夫曾笑称我的大脑是架永不停转的浑天仪，而我知道，每个星点在视网膜上的投影，都已化作永不褪色的记忆烙印。

当我闭上眼睛，整个科隆城的街巷布局会自动转化为星图：圣玛尔定教堂是北极星，市集广场是天鹅座，莱茵河的蜿蜒曲线正是银河的悬臂。

我的家乡是德国第四大城市，名气仅次于首都柏林，汉堡和慕尼黑。出生之后我就接受良好的基督教文化教育，全家都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信徒。

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所以我自小便对天主教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到了上学的年纪，父亲为我选择的学校就是天主教各团体中最大的修会耶稣会创办的三王冕中学。

在这所知名的学府中，我认真刻苦地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和天主教思想，成绩自然名列前茅。等到我十五岁的时候，由于家乡科隆发生了瘟疫，就读的学校也只能无奈关闭。

但是我的学习并没有就此终止，因为出众的成绩而被耶稣会推荐到罗马的德意志学院进行下一步的学习。正是因为这种异常努力的态度对于我今后开展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我已经十七岁了。这年深秋，当父亲的商队准备再次启程，我站在莱茵河码头，望着货船上装载的不仅是丝绸香料，还有我整理的《科隆至威尼斯星路指南》

那是我仅凭记忆绘制的星图，标注了每个纬度对应的北极星高度角（如威尼斯北纬45度，北极星高度45度；科隆北纬50度，高度50度），以及不同季节的导航星组。

父亲摸着我望远镜筒上的新刻痕（这次是开普勒1609年提出的行星椭圆轨道定律），忽然低声说：“罗马学院的克拉维乌斯神父来信了，他说你的星图修正了托勒密《地理志》中三处经度误差，连君士坦丁堡的坐标都比波伊提乌的记载精确半度。”

河风掀起我的斗篷，我望着归鸟掠过教堂尖顶，忽然明白，过目不忘的天赋从来不是馈赠，而是星辰赋予的使命——让那些在凡人眼中混沌的光，在我这里凝聚成照亮世界的真理。

当商队的号角响起，我知道，总有一天，这些刻在心底的星图，会引领我穿越更广阔的海洋，去遇见另一个同样仰望星空的灵魂。

因为全家都是忠诚的天主教徒的关系，后来当我在学习过程中看到了利玛窦这些先辈们在东方进行的传教活动，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后，我也深受鼓舞，于是便产生了要踏上了前往东方的旅途的念头。

2025年5月1日夜

注明：文献索引

1.
-《汤若望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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