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小汐｜ “三星堆”遗址，遗落之城（大散文•一）

◉ 童小汐（辽宁)

◉童小汐（辽宁）

在与师父来到广汉市之前，我与好友姚瑶相处了两天，她家住在西宁市，是一位羌族女孩，她是我几年前在西宁塔尔寺景区里认识的，由于性格活泼、心底善良，我们很快成为好朋友，且常有联系，她总嫌我微信回复慢，少则一半天，多则十多天，很多时候根本联系不到我。其实我并非因无暇隙回复，而是我不知更作何言，她总发一些关于吃喝等日常琐碎，且是我鲜见的事物，而我对此毫无兴致。

这一次在西宁与她有两天的相处，原因是先生受邀参与一项关于“三星堆”历史文化的研讨活动，要带我去广汉走访一些羌族老前辈，因着以往习惯，不论跟先生去哪里，我必须提前做好各项功课以备先生突然设问，所以我想试图通过姚瑶更多了解羌族风土人情。遗憾姚瑶知道的并不多，感觉青海现在为数不多的羌人与汉人在生活方面几近无异，他们对自己祖先的历史和文化远远不及我了解的多。

当我来到广汉后才发现我对羌族的认知是不全的，这里的羌族人和青海的羌族人判若两人，不论从文化传统还是从生活、饮食等诸多方面截然不同，虽然同为羌人，然而给我的感觉是广汉地区的羌人更像是真正的羌族。我曾提出过我的疑惑，未料是，广汉一位研究羌族文化的前辈告诉我，这里的羌族人认同青海的羌族是他们的祖先的遗脉，相比血统，青海羌人似乎更正统，而广汉的羌人在远古时期也是从青海一带迁徙过来的。

这里的羌族人以自己的民族为荣，族人经历岁月的搬迁和时代的更替已然完整保留着自己的文化，在他们看来，他们能够生存和延续下来，也是依靠信仰和血脉印记维系的，为建立和维系这些关系，他们从居住到生活习俗、饮食等方方面面都保持着同一种节奏，大到习俗、房屋的结构，小到屋里的家具、摆设和挂饰，无一不关涉一个性质，即血统、生活、信念，以及民族象征和某种族人的代表。新时代让他们逐渐放弃游徙的传统，而他们从未忘记自己的祖先是纯粹而勇猛的游牧民族，不论身处何地，没有他们走不通的路，没有他们过不去的河，但凡走不通，过不去，他们就会转身离开，只留下一些沉重的、不便带走的东西，怀揣财宝露宿的羌人，登高远眺，平原上矗立的辉煌宫殿，或者居民楼，对他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每个羌人心中都有一座城，他们在哪里，城就在哪里。

跟先生在广汉旅行时，荒野中会看到一些被遗弃的痕迹，或许是年代久远的城墙残垣，或许是某个家族留下的废墟，生活中常用的陶罐失踪，只留下散碎的残片，骸骨随风而逝，时间这种抽象的东西瞬间被具象化了，我们似乎在寻找一些纠缠不清的却又存在某种关联的生命形式。

“先生，广汉、成都不过百里之地，您研究的不该是古蜀国历史吗？为什么却执着于研究这里的羌族文化？”我有些不解，其实方圆百里之地，几乎在一个圈子，史料记载，双流县有瞿上城和蚕丛城，与成都县圣寿寺侧的古蚕丛氏墓遗址不远，所有事物都指向这里是古蜀国所在地，而远在西北地区的羌人，与古蜀国有什么渊源吗。在我们身后，紧跟着几个文物部门的前辈，他们手里握着纯净水塑料瓶，紧盯着先生的一言一行，目光专注到似乎马上可以从先生口中得到他们想要的答案。

“你不是好奇三星堆是怎么回事吗，我也试图寻找答案，但是必须要循着一个线索，这个线索就是羌人。”先生说着捏起一块陶片在放大镜下仔细端详。

可是，线索在哪里呢？广袤无边的土地，碧空、叠嶂、翠屏，一副山河依旧的模样儿。从成都到广汉，又到双流，再到广汉三星镇，我们一周时间也未见到一座远古城市流失的痕迹，三星镇这个地名和它地面上的所有现代建筑一样崭新，先生在三星镇地图上圈了四个认为是线索的地方：白马、石牛石马、鸭子河。我查阅先生随身携带的资料，鸭子河古来有之，<水经注>说它出自什邡县西北章山雒水，而广汉市古名曰“雒县”，这说明鸭子河畔的三星堆遗址的文物，它来自于本土，当然这种猜想还不够说服力，所以，先生所指白马、石牛石马诸地所在，是不是有三星堆的线索呢？

白马是一个村落，石牛石马亦是，先生解读说：“这就是中国历史的神奇之处了，蚕丛氏养蚕，今蜀人蚕业的鼻祖就是蚕丛氏，而马与蚕在马头娘、马明王的神话传说中又有脱离不了的关系。”我倒是记得这个故事，出自<太平广记>。据传高辛氏时，有个蜀人被强盗掳去，他的女儿就对围观的村人发誓，谁能救回其父，其就嫁与谁为妻，结果没有人敢去。就在此时，她家里的一匹马挣脱缰绳绝尘而去，没一会儿就驮回其父，其父却不愿意将女儿嫁给一匹马，马儿愤怒嘶鸣，不肯离去，其父大怒，射杀老马，剥下马皮示众。一会儿，此女从马皮前经过，马皮突然飞起来卷着女孩远去了，人们最后在一棵桑树上看到了马皮与女孩，女孩此时已化为蚕，蚕食桑叶，终作成茧。

这一情节在先生著作<太古>中描叙更详细：等马儿救其父归来，其又反悔，与众言：“宁可许人，不嫁与马。”诸多传说诠释蚕丛氏教蜀人养蚕的源头。但是白马、石牛石马与蚕丛联系在一起未免牵强乎？

可是先生却不以为然，笑道：“记录何止一处，颇多矣。其一，据<甘石星经>说，星象学将房四星其中之一名为‘天马’，其中之二名为‘天驷’，令<唐月令注>亦曰‘先蚕为天驷星’；其二、<协律辨方书>说：‘天马为丛神，为掌蚕之命神’；其三、古蜀有二将，一曰‘独孤’，二曰‘白马’；其四、<荀子蚕赋>说蚕神为‘马首’，又有郑玄注经说：‘蚕与马同气，故蚕月禁杀马’；隋唐将马明王奉为蚕神，而且马明王像，纵目，乘白马，这就说明蚕神是纵目人，属氐类，也是暗示蚕丛之意。这些蛛丝马迹，难道不佐证蚕与马有联系吗？那就慢慢剖解，直到找出答案来。”

根本没人知道三星镇的来历，据考古界说这里部分出土的文物与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在一个线轴上，只能勉强说它更接近于中国的商周时期。更有一些人抛出新奇的猜测，比如三星堆文明来自于古埃及文明、三星堆文物是外星人遗留下来的等等。

当我听完先生的观点，逐步对这些文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么它们究竟来自哪里？至于各种三星堆的假设，先生是不予理会和参考的，原由是先生认为，新时代的人接触过太多科技的产物，脑洞大，肚里空，犹喜沉迷于自己的幻想，是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他们大部分是怀疑一切的人，且一生都对阴谋论者有着某种血亲关系，生活以及想法，总是在扯得清和扯不清之间。他们憎恨真理、美好的事物，他们从来不会敬畏大地，对所有接近光明、真理从不发生任何接触，怀抱可怜的自我，一边咬牙偷窥别人的荣耀，一边像暗地里的老鼠，思索着如何去破坏这些耀眼的事物，因为这种耀眼太刺眼，让它们无所遁形。所以，我眼中的先生是一个智者，他不会理会假设和猜想，他会审视每一寸土地，任何一片瓦砾、甚至一块石头和树叶的纹理，发现和推想那些杳然而遥远的踪迹。

三星堆文物的本质，是今人发掘、争辩、推测不完的话题，因为这里并没有宫殿基址以及夯土城垣，也没有明显的城池断壁，没有明显的人和动物的遗骸，没有吃穿住行的任何生活迹象，简单点来说，这里就没有任何人类日常生活的余痕。那么，这些轰动世人的文物到底来自哪里？又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们走访了本地年龄最大的老人，他们却对此一无所知。

与已被岁月洗涮殆尽的事物一样，广汉地区的人生生不息，活着的人一代一代死去，取而代之的人一代一代诞生，接替了他们的位置，扮演了他们的角色，只是他们的思想和眼睛，以及说话的声音跟上一代的人不同，所处的场景也不一样。可是历史总有断代的时候，犹如地质层也有断层的时候，这样的断裂形成一个谜一般的空白，而答案藏在未知里。

先生从双流县史料中发现，蚕丛氏是蜀人的祖先，而蚕丛不止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蜀好几代蜀主的代号，蚕丛更像是古蜀人祖祖辈辈信奉的天神。双流县说，蚕丛城在县域境内，可是没有人见过它真正的样子。蚕丛城，在远古时期，也许和树木年轮一样作为同心圆向外拓展的城，当时的城有宽阔的街道，豪华的楼阁，雕刻花纹的窗户，长廊、花园和水池，街道两旁是卖布、玉石、水果和食品的摊子，也许在另一个街区还有牛市和马市。

蚕丛城随着时代的更迭不断向外扩张，塔楼、青石砖和大理石建造的围墙，最大最恢宏的宫殿就在城中央，宫殿里金碧辉煌，陈列着比现在三星堆博物馆里更多更精美的东西——铜牌饰、铜铃、玉璧、玉戈、玉璋、玉琮、玉凿、圈足瓮、平底罐、高柄豆、深腹罐、足盘、尊器、盉、各种陶器，如三足炊器、高领瓮、觚形器、高柄豆、厚唇侈口缸、矮领瓮、鸟头柄器、陶盉、平底罐、薄胎尖底杯、尖底盏、尖底罐、高领罐等等。新城随着年月环绕在外层，旧城与新城一同延伸、扩张，由内向外推挤，最后形成了一座崭新的城……

“三星堆可能是一座军事重镇，古蜀国的边关要塞，曾在双流县真正的古蜀国都蚕丛城发生过一场惨烈的战争，胜利者洗劫了那里，在鸭子河畔建立了一座与蜀人无关的城，是他们将蚕丛城里掠夺来的东西丢弃在了这里，作为战利品，它们的堆积和摆放几乎是杂乱无章的，更像是一堆被随意丢弃的垃圾。这座城并不像是一座供居民居住和生活的、看上去合理而正常的城，它更像是一座驻军的城镇，但是这座城池并未守住防线，被侵略者摧毁，大军直捣双流县的蚕丛城，那才是一座真正属于古蜀国的都城。”先生给我说出他的看法。

“可是，如果它是一座驻军边城，侵略者却为什么在这里丢下他们的战利品？”我好奇问道。先生笑道：“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侵略者洗劫蚕丛城之后，返回途中遭遇边城援军的堵截，他们来不及搬运这些沉重的东西，连同自己的东西也就地丢弃，然后落荒而逃。”这个观点与我的猜疑不谋而合，我一直惊讶于从一堆青铜器中看到颧骨突出、大耳朵高鼻梁的青铜、玉器像、玉璋人物雕刻等，其中的玉璋更像是羌人使用的礼器，更有青铜器，如簋、尊等器皿，腹部和底座上铭刻的兽面纹、夔龙纹以及云雷纹更是商周时期的文化特征，这对于与商周时有交集的羌人来说不足为奇，但对“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古蜀国来讲，出现这样的物品显然不合常理。譬如铜马头、鸟头柄、一些与鸟类有关的图形等，这些人的形象和与蜀人形象大相径庭，鸟类图腾更接近北方少数民族，再譬如羌人，他们的服装大多都是鸟类图案，即使今日，在过传统节日时他们所戴的帽冠上仍有翎羽，作为地位和权势的象征，尤其是黄金权杖、青铜太阳轮等物什，犹显突兀，更与中原文化格格不入，这些不就是侵掠古蜀国蚕丛城的人丢弃的东西吗？

引人注目的黄金权杖，其图案是双箭射双鱼，这是足以让古羌人战胜鱼凫国后而津津乐道的事，是一次深刻的记录，羌兵大战古蜀国，大败独孤、白马二将，夺取了边城。这意味着一次伟大的胜利，胜利之后必铸权柄，以示王权。<吴地志>有说：“南有鱼凫国……石首鱼至秋化为鳬鱼。”两种不同文化的器物因一场战争而交汇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重见天日，而引起世人无边的联想。

先生有一张自制地图，涂画着蚕丛国及其邻国所有城池，细节处标识山川河流、桥梁和崖谷、街道和房屋，甚至蚕丛城的城门旁都有犀牛和牦牛、马的标识，先生解释说，古蜀蚕丛城是一个庞大而繁华的城市，城的中央是王宫，外围是无数个四方城，将王宫环套住，每个城都有四扇坚实而厚重的大门，它们只是为了抵御侵略者驱使发怒的犀牛群猛烈的撞击……

一、是谁撞开蚕丛城的大门？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真相或不一定是真正的真相，可是听的人只希望能够听得自己期望听到的东西，由此以来，否定、怀疑、固执的争论似许不可避免，前人试图一次次改变后人，而后人孜孜不倦致力于否定前人，好像社会形态已至终极，无法再想象还会再演变为什么新的形态，就好像从苹果手机6开始到苹果16从本质上并没有变化，人们也不敢想象苹果17会长出一对翅膀，变成会飞的手机。后人否定前人是进步的象征，这就是历史，它是推动世界发展的驱轮。我有幸聆听先生关于古蜀国、蚕丛城的描述，我总是这样，从不人云亦云，也从不人们听什么我也听什么，继而像他们一样变成一个思想上的囚徒，将自己圈进庸俗不堪的境地。所以我喜欢听先生讲故事，比如牛皮纸上的古蜀国以及一座看不见的蚕丛城，一些猜不透的理由，这些理由甚至让已经死去上万年的历史逐渐复活。

北方少数民族无一不是华夏民族的融合，我可以认为不论远古时期的鬼方、北羌、犬戎、氐族等，还是后来的匈奴、鲜卑、突厥、女真等，说到底都是炎黄一脉，不是黄帝的后裔，就是炎帝的后裔，或者说是炎黄二帝时期的人与不同民族联姻而产生的族种。根据一些线索，夏朝之前有虞朝，是舜时期的国度，也就是舜帝的起家之地，大禹之后属于雍州，这以一地区包括西南、西北一大片土地，囤积着大大小小八个国家，即庸、蜀、羗、髳、微、卢、彭、濮。舜帝成为华夏始祖，统御九州，庸国被改为虞国，此时的夏朝只是华夏大地上的一个小国度，因为舜帝之故，它在华夏民族史上才显得尤为重要。

那么虞国的国主是谁？正是舜帝的儿子商均，作为分封的虞国国主，它又成为统领蜀、羗、髳、微、卢、彭、濮八个附属国的联邦邦主。商均死后，其子虞思即位，当时，少康势大，为拉拢少康，虞思欲将两个女儿姚云和姚玉嫁给少康，而在次之前，虞思见蜀山国日益强盛，于是和蜀国国主蚕丛氏有婚约，欲将二女嫁给他，不料他又见姒少康日益崛起，又起了别的心思。

当蚕丛闻讯虞思将二女嫁给少康，大怒，认为虞思不讲信誉，于是搜罗兵马，欲起兵伐虞。蚕丛率大军三万攻破虞国边城已围住虞国国都，虞思闻讯大惊，忙率众臣登上城墙喊话，虞思见蚕丛伟岸魁梧，跨下是棕红大马，鼻梁高挺，锥状发髻高耸，一身王者之气，于是心里有些后悔。蚕丛驱兵马杀去，通过巫术使虞国军产生幻觉，当然是溃不成军，不久便被蚕丛大军破门而入，虞思不及准备，只带着姚云、姚玉二人偷偷溜走，往少康处搬救兵去了。

少康听虞思说蚕丛攻打虞国，急召集本部军马奔杀而去，第三日大军抵达，离城十里扎营，是由于害怕蚕丛部的巫术不能敌，少康与其子姒杼，以及部下女艾、伯靡商讨攻城之策，最终决定求助于北方的羌国，羌王冉駹欣然答应，并添油加醋说蜀山氏非我族类，乃苗蛮部人，唯虞、羗、髳、微、卢、彭、濮七国子民皆轩辕氏后裔，蜀山氏非我同族，乃因祖上昌意娶蜀山氏女为妻故领蜀国。这句话实则矛盾重重，既是昌意娶蜀山氏女为妻入主蜀国，那么以蚕丛氏为主的蜀山国子民，也不能说与中原毫无关系，在血脉上也应该有黄帝的分，昌意是谁，正是黄帝的儿子。羌王冉尨的野心是吞并蜀国，分兵两路，一路支援少康攻打蚕丛，自己却亲率一路，手持金柄权杖，于暗中浩浩荡荡开向蜀国国都蚕丛城。

这场战争，少康利用羌兵可对付蚕丛部使用的巫术而取得胜利，当时在虞国都城与蚕丛部众对峙时，羌兵突然杀出，他们头戴青铜面具，双目凸起，手持太阳轮，朝蚕丛阵仗冲了过去，幻觉中的神鬼、怪兽见状，一时间化为尘埃散去，少康大军势如破竹，撞破城门一涌而入。蚕丛见势不妙，撤军退向蜀国，让蚕丛未料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等他距离蚕丛城越来越近时，忽然听到蚕丛城已破的消息，城市被毁，城中大量财宝被洗劫一空，并占领了蜀山国边城，作为边境堡垒，这个时间长达几十年之久。

蚕丛是何许人也？先蜀文献记载：“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对于自幼就在岷山一带生活的人，自然非常清楚羌人的习俗和性情，他知道善于游猎的羌人总有一天会放松警惕，等蚕丛恢复蚕丛城，耐心让蜀国休养生息，直到兵强马壮，时机成熟之之后，又率兵杀个回马枪，直取被羌国占领的边城，显然羌人不会坐以待毙，留下城池，向北遁去，这就是为什么三星堆里会出现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文物。羌国占领蜀山国边城仅几十年，就被蚕丛复得，从蚕丛氏称王开始，历经蚕丛、柏灌、鱼凫、蒲泽，开明、杜宇等国主。

<蜀王纪>记载，蜀山国最后一代国主名叫杜宇，时年蜀山国遭遇洪水，杜宇率领军民居住在长平山避难，当时有大禹听闻蜀地被大水湮没，便派属下一个名叫鼈灵的人去治水，鼈灵抵达蜀山国，开始开峡治水，使得饱受洪水折磨的民众才回到陆地生活，鼈灵夜以继日治水，终于让大水消去，民众见鼈灵爱民如子，都认为他是上天派下来的神人，应该做蜀山国的国主，杜宇也深感他的大恩大德，又无奈人心所向，只好禅位与鼈灵，自己则独居在西山修行，直到修成正果。

杜宇当日飞升时，时值二月，有子鹃鸟戚戚悲鸣，蜀山国的民众听闻后，哀叹道：“我思念宇帝啊，因而也呼宇帝为杜鹃。”蚕丛至开明，皆称王，到了杜宇这里便称帝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蜀纪>记载，皆因：“帝居房心，决事参伐”之故，参在星象学为蜀地之分野。大意是说，蜀在（周）帝议政之方位，（周）帝却不议政，所以导致“王气”流向西边，哪里？当然是蜀地，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试图确立蜀即正统，接替周朝王权，才以“周失纪纲”为由称王在先，后来七国国主皆称王时，蜀又称帝，是从杜宇开始的。俱事传闻颇多，大体一致。

二、看不见的细节 

对于远古一座看不见的古城，从古代考古始，至今我们只能依赖残存不全、记录模糊的文献，以及民间传说，或者借助隐约的线索猜想。尘土掩埋了所有，没有人知道具体的地点，然而出土的文物是不会欺骗世人的，三星堆遗址的文物，是羌兵撤走时遗弃的东西，那时，这里只是一座被古羌国占领的小小边城，古蜀国旧城和古羌国所扩建的外围新城，隐约可见新旧层次相互叠压所造成的地层关系。这里没有墓葬，没有棺椁，更没有遗骸，只是从现有挖掘显现的“祭祀灰坑”来看，似乎也不具备祭祀场地以及祭祀窖藏礼器坑的特征，因为没有一件出土的文物具有礼器的功用特点，由此可断定，三星堆遗址不是祭祀场地，。

“三星堆”为什么不再继续挖掘了？不是坊间猜测的不敢挖了，怕挖出什么惊世骇俗的非地球物品更是无稽之谈。我的看法是，考古队已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三星堆”其实不是祭祀场所。先生告诉我，从现有被命名为“祭祀灰坑”来看，它似乎缺少灰坑具备的特点，即：起码要有夯土墙皮、草伴泥、杂红烧土、木炭、陶片、炭屑和兽骨等等物质，而“三星堆”的“祭祀灰坑”都未发现这些基本特征，倒像是一块块特意挖好的藏宝坑，其中尽是铜器、玉器、金器、罐、鬲、簋等等精美物品。而作为古蜀国都城的蚕丛城，又以何种理由把国家的祭祀场地设在距离都城90里开外的地方呢？我认为“三星堆”考古学家知道现有出土的全部文物即是遗址所有核心的东西，它就是一座边防小城，即使再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挖掘那些尚未挖掘的地区，也无非是水沟、道路、小墓葬、水井、壕沟等遗址。如果真的挖下去呈现出我所分析的场景，那么就成功推翻了先前的考古结论，这将意味着很多东西又要推翻重来，如此将是考古史上一桩笑话，是一件非常滑稽且尴尬的事。从已挖掘的遗迹来看，内部的小城的时间早于外城，内部小城属于古蜀国的边防小城镇，外城则是古羌国占领之后在小城基础上扩建的，相对早期小城遗存更有城址性质，但是小城规模太小，不足以构成古蜀国王都或大城市的理由。所以说，它既不是王宫，也不是一座值得一提的繁华都市，甚至史书上都不曾提起它。

单从地图看不出已成形的城以及它的面貌。三星堆位于鸭子河畔，这条河有个学名叫雁江，源头在什邡县西南，俗名叫鸭子河，河水潺潺向东南流去，大约二十公里流入广汉市（古汉州城）东北汇入沈犀河。不远处就可以眺望到另一座古城——成都。元代时成都城分内外城，内为大城，外为子城，而内城的年龄要比外城大得多，更久远，能够证明它寿比南山的是子城西边金容坊里屹立的两条石柱，说明在更远的时期，这里就有城墙，高塔巍峨，站在塔台，即可望见鸭子河、沈犀河。

两条石柱高挺耸立，<耆旧传>中这样描述它的神秘，它的名字有六个：石笋、蜀妃阙、沈犀石、鱼岛仙坛、四海之眼、五丁石门。这样的命名显然无法彰显它的伟大。于是，我从<圗经>中找到更贴切的答案，说这两条石柱，年代要比已存在的建筑更遥远，是一座寺庙的遗址。蜀汉时期，蜀相诸葛亮发现石柱，亦感神奇，掘开勘验，却发现这两条石柱下更横埋两条石柱，一南一北，铁链相连，颇出奇之处乃是，石柱上竟然有镌刻着篆字内容，<圗经>记载：“诸葛亮掘之方验，有篆字曰，蚕丛氏启国誓蜀之碑。”碑上又有五个小字：“浊歜”、“烛触”、“蠲”，众人不晓其义，蜀相范贤试议说，这是两块镇风水五行碑，亥子岁用“浊”字主水灾，寅夘岁“歜”字主饥馑，已午岁“烛”字主火灾，辰戍岁“触”字主兵灾，申酉岁“蠲”字主稼穑富，以此循年推月，呼应符响。

不论这一座城是何种形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城市必然会诞生，时间没有尽头，城和城市的人会被时间的砂轮磨砺，经历新旧轮替，每一个城市的末日也随之出现。当一座城市能够被过往的人津津乐道时，它的命运会迎来一次转折。

大西北陇上的羌族，不仅会游猎，他们还擅长贸易。羌人擅长养马，牛、羊。蚕马同气，是时人较为普遍的认知，直到明、清两朝，仍然认为蚕神即是“青衣神”，我发现了记录的痕迹：“蚕丛氏衣青衣”。（见徐光启<农政全书>）当时人认为“青衣”、“白马”，皆是羌、氐族一支的别称，反而证实养蚕这种事是蜀人所创。养马是羌、氐族一支赖以生存的主业，且不论蚕与马的传说，或者彼此神秘的某种联系，但历史确实让“以马为命”的羌人和“以蚕为业”的蜀人悄无声息地联系在了一起。<山海经>记载：“岷山神马首，龙身祠，用雄鸡瘗，用黍，则风雨可致焉。”又史料记载，殷、周时期，蚕丝与马是羌人、寻奴等西北民族与内地商贸的两大主要商品，秦、汉时，更把蚕和马划为一类。这是莫非是巧合？还是他们也被马与蚕那个凄美的故事所感化，因而为之？

（未完待续）

分享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