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导论┃作者:行德学派李向东

◉ 行德学派创始人·李向东

论在人类思想星空中，中国哲学以其独特的形态与气质散发着恒久光芒。不同于西方哲学传统中对纯粹理性思辨与超验本体的执着探求，中国哲学的核心特质在于其内在超越性——它不预设一个与现实世界截然分离的彼岸天国，而是在现世人生、伦理实践与政治秩序中寻求并实现终极的价值与意义。这种“即世间而出世间”的品格，使中国哲学成为一条深沉而灵动、植根现实又指向崇高的智慧长河。本文将以此为核心视角，系统梳理中国哲学的核心议题、历史脉络、主要流派及其现代价值，展现其独特的思维范式与不朽的生命力。

一、宇宙与人生：天人关系的多维展开
“天人之际”是中国哲学最根本的追问，它奠定了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石。
天命与道德：儒家的伦理宇宙观
孔子“畏天命”（《论语·季氏》）的敬畏，并非导向宿命论，而是开启了道德主体性的觉醒。“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将超越的“天命”内化为“仁”的道德律令。孟子更进一步，通过“尽心知性知天”（《孟子·尽心上》）的路径，论证人心之善性与宇宙法则的同一性，为道德实践确立了形上根基。董仲舒构建“天人感应”的庞大体系，虽有神秘化倾向，但其核心仍在于强调人间政治伦理秩序需与宇宙和谐之道相配。宋儒如程颢、程颐提出“天理”本体，朱熹则构建严密的“理一分殊”体系，将宇宙秩序（理）与社会人伦（礼）彻底贯通，使“天理”成为内在于人伦日用、可被认知和实践的最高准则。
自然与无为：道家的本真回归
老子以“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为最高原则，其“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与法则，具有“无为而无不为”的超越品格。这种超越性并非外在的实体，而是内在于万物运行的自然本性之中。庄子追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逍遥游”境界，通过“心斋”、“坐忘”的工夫，破除人为的桎梏，回归与“道”冥合的自然本真状态。道家的“超越”在于对世俗价值、知识、乃至形骸的超越，最终指向与宇宙大化同流的自由境界。
义理与气化：气论与理学的宇宙论建构
《易传》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奠定了中国哲学形上与形下不离的基本格局。张载以“太虚即气”为本体，提出“气”的聚散变化构成万物生灭，其“民胞物与”的伦理情怀亦建基于此气化一体的宇宙观。王夫之集气论之大成，强调“理在气中”、“道器相依”，宇宙的普遍法则（理、道）就内在于具体物质（气）及其运动变化（器）之中，彻底拒斥了脱离现实的抽象本体。

二、伦理与工夫：道德实践的内在超越路径
中国哲学的核心是“生命的学问”，其超越性主要体现于个体道德人格的完善与精神境界的提升。
仁心扩充与礼乐教化：儒家的成德之路
孔子以“仁”为最高道德原则，其实现依赖于“克己复礼”的实践和“忠恕”之道的推行。孟子认为人人皆有“恻隐之心”等“四端”，道德修养即是将此善端“扩而充之”（《孟子·公孙丑上》），达至“万物皆备于我”的“大丈夫”境界。荀子虽主“性恶”，但强调通过“化性起伪”，即后天的学习礼义与师法教化，亦可“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与《中庸》的“致中和”、“诚明”思想，为儒家道德实践提供了系统化的工夫论纲领。宋明理学更将道德修养提升至本体论高度，程朱的“格物穷理”、“居敬涵养”，陆王的“发明本心”、“致良知”，无不强调在日用伦常中体认和实现那内在于心的天理本体。
心斋坐忘与返朴归真：道家的精神超越
老子主张“致虚极，守静笃”（《老子》第十六章），通过涤除感官欲望与智巧成见，回归“婴儿”般的淳朴状态，与“道”相合。庄子则通过“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庄子·大宗师》）的“坐忘”和“唯道集虚”的“心斋”，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和世俗价值的束缚，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绝对自由（逍遥游）。道家的工夫强调对世俗自我的消解，在否定中实现精神的无限提升。
明心见性与顿悟成佛：佛教中国化的心性之路
禅宗作为中国化佛教的巅峰，将佛性本体完全内置于人心。慧能提出“即心即佛”、“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坛经》），主张“明心见性”、“顿悟成佛”。其超越境界的达成，不在于彼岸净土，而在于当下此心的觉悟。禅宗的“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将最高真理的体悟与最平凡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极大地强化了中国哲学内在超越的特质。

三、理想与现实：政治哲学的内在超越指向
中国哲学的政治理想，亦体现了在现实社会中构建理想秩序的超越性追求。
仁政王道与内圣外王：儒家的政治蓝图
孔子向往“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圣王境界（《论语·雍也》），孟子明确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其“仁政”思想要求统治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将内在的道德修养（内圣）外化为理想的治国平天下（外王）。《礼记·礼运》描绘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成为儒家最高的社会政治理想。宋明理学家如朱熹，强调“正君心”是天下大治的根本，将政治秩序的良善最终系于统治者个人道德境界的提升，体现了道德理想对现实政治的超越性引领。
无为而治与小国寡民：道家的政治愿景
老子主张“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其政治理想是统治者效法“道”的自然无为，让百姓“自化”、“自朴”，最终达到“小国寡民”的淳朴状态。庄子则更为激进地批判一切人为的政治制度，向往“无何有之乡”的绝对自由境界，其政治哲学具有强烈的超越（甚至否定）现实政治的倾向。
兼爱非攻与尚同尚贤：墨家的功利关怀
墨子针对战乱频仍的现实，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核心主张，要求打破血缘等级的界限，实现普遍的无差别的爱。其“非攻”、“尚贤”、“尚同”、“节用”等思想，都服务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功利目标。墨家的超越性在于其对狭隘宗法伦理和贵族政治的批判，以及对普遍社会功利最大化的执着追求。

四、认知与方法：体用不二的思维特质
中国哲学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同样体现了内在超越的鲜明特质。
体用一如：本体与现象的圆融
中国哲学主流普遍认为，形上本体（道、理、心、性）与形下现象（器、气、物、事）并非割裂的二元存在。王弼提出“体用不二”，僧肇主张“即万物之自虚”，程颐强调“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王夫之坚持“道器相须”、“理在气中”。这种思维模式拒斥了纯粹抽象的本体思辨，强调本体即在现象之中，对真理的把握必须通过对具体事物的体察与实践来完成。
知行合一：认知与实践的统一
儒家尤其强调“知行相须”，孔子重“学”与“思”，更强调“行”的重要性。朱熹主张“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王阳明更明确提出“知行合一”说，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真知”必然包含“笃行”。道家的“为道日损”、禅宗的“行住坐卧皆是禅”，都体现了认知活动与生命实践密不可分的特点。中国哲学的“知”，主要不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纯粹知识，而是关于生命意义与价值实现的实践智慧。
直觉体悟：超越名言的认知方式
在把握终极实在和最高境界时，中国哲学普遍重视超越概念分析和逻辑推理的直觉体悟。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庄子的“得意忘言”，孟子的“尽心知性”，禅宗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都表明对终极真理的把握需要一种内在的、整体的、直观的领悟，而非纯粹理性的逻辑推演。

五、历史与挑战：现代转型中的内在超越智慧
进入近现代，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中国哲学经历了深刻的危机与转型。
传统体系的危机与回应：传统价值观念、宇宙图式和社会政治结构受到根本性质疑。启蒙思潮、科学主义、民主观念的涌入，使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哲学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解构压力。
现代新儒家的重建努力：以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致力于在吸收西方哲学思想的同时，接续和重构中国哲学的精神价值。牟宗三提出“良知自我坎陷”说，试图从儒家的心性之学（内圣）中“开出”民主与科学（新外王）。唐君毅着力阐述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及其对世界文化的价值。他们的工作，核心在于论证和彰显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心性之学）所蕴含的内在超越精神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
内在超越的当代价值：在物质丰富而精神困顿、科技发达而价值迷失的当代世界，中国哲学的内在超越智慧展现出独特的启示意义：
化解虚无主义：其“即世间而出世间”的特质，为在世俗生活中安顿生命、寻找意义提供了资源，无需寄托于外在的上帝或彼岸世界。
调适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构建生态文明提供了深刻的哲学基础。
平衡工具理性：强调价值理性、道德实践和生命境界提升的传统，有助于矫正过度膨胀的工具理性和技术主义。
促进文明对话：其包容性、实践性、重视伦理与境界的特征，为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与互鉴提供了可能。
中国哲学，这条奔流不息的思想长河，其最深刻的内核在于“内在超越”的智慧品格。它既深沉地扎根于现实的人伦日用、政治实践与自然世界，又执着地指向崇高的道德境界、精神自由与宇宙和谐。无论是儒家在天人合德中挺立道德主体，道家在道法自然中追求精神逍遥，还是禅宗在明心见性中顿悟真如，都体现了这种“不离世间觉”的超越路径。其体用不二、知行合一的思维特质，使其成为一种深刻的生命实践哲学。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浪潮中，中国哲学正经历着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它所蕴含的关于生命意义、社会和谐、天人关系的深刻洞见，对于疗愈现代性困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理解中国哲学的内在超越特质，不仅是对古老智慧的尊重，更是为应对当代挑战、探寻人类未来提供一种源自东方的深邃而温润的启迪。这条智慧长河，必将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继续滋养着人类的精神世界，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真正的哲学从不回避尘世的泥泞，它只是教会我们仰望星空时，不忘脚下的土地；而当我们深植于大地，灵魂的根系却早已穿透岩层，触摸到了那永恒流动的“道”之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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