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作者:行德学派李向东

◉ 行德学派创始人·李向东

《周易》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其内涵早已超越原始卜筮之书的外壳，成为华夏文明最深邃的哲学元典之一。本文旨在以哲学视角重新诠释《周易》本体，挖掘其“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宇宙观与生命哲学，揭示其“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的辩证思维，并探讨其在现代性困境中可能焕发的思想活力。

一、从卜辞到哲理：《周易》文本结构的哲学升华

《周易》的文本结构本身便是一部哲学著作的雏形：

1. 卦象系统：宇宙的符号化模型
八卦取象于天地水火等自然现象（《说卦传》：“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六十四卦则是通过卦爻的层层叠加，构建了一个模拟万物存在状态与变化趋势的精密符号系统。如“泰卦”下乾上坤，阳气上升、阴气下降，象征天地交泰；“否卦”则相反，揭示闭塞不通之理。卦象的本质是高度抽象化、逻辑化的宇宙图示。

2. 卦爻辞：从吉凶判词到存在隐喻
原始的占断辞（如“元亨利贞”、“凶”、“悔”等）在《周易》的语境中，逐渐超越了简单的吉凶预言。以“乾卦”爻辞为例，“潜龙勿用”到“飞龙在天”再到“亢龙有悔”，不仅描述事物发展的阶段，更深刻隐喻了人的生存境遇、行为智慧与命运限度，成为对存在境况的现象学描述。吉凶背后，蕴含着对“时”与“位”的深刻洞察，即如何在特定情境（时）与位置（位）中作出合宜（中正）的回应。

3. 《易传》：哲学体系的自觉建构
《彖》、《象》、《文言》、《系辞》等十翼的出现，标志着《周易》彻底完成了哲学化的飞跃：
《系辞传》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将阴阳提升为宇宙生成与变化的根本法则和动力；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确立了道器关系的本体论框架；
“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揭示了宇宙的生命本质与创生本性；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描绘了宇宙生成的逻辑图景。《易传》将零散的占卜智慧系统化为一个以“变易”（变化）为核心，包含“不易”（恒常法则）与“简易”（执简驭繁）的“三易”哲学体系。

二、《周易》哲学的核心维度：一个有机的形上宇宙

1. “阴阳”辩证：宇宙运动的根本法则
阴阳并非僵化的实体，而是表征事物内部对立统一、互根互用、消长转化的功能性范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系辞上》）。万物皆在阴阳的摩荡交感中存在与发展。如“既济”卦水火相济象征成功与和谐，“未济”卦水火背离则意味未成与转化契机。阴阳哲学奠定了中华文明辩证思维的基石，迥异于西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2. “生生”本体：宇宙的生命本质与创生性
《周易》的宇宙观是彻底的生命论、生成论的。“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下》）。宇宙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创生（“生”）和再创生（“生生”）的宏大生命体。这种“生生”哲学，将价值（“天地之大德曰生”）内置于宇宙本体之中，为儒家仁学、天人合一思想提供了终极依据。

3. “时中”智慧：存在境遇中的实践理性
《周易》尤为重视“时”与“中”。
“时”：指事物发展变化的特定阶段、机遇或情势。“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彖》）。每一卦、每一爻都代表一种特定的“时态”，如“遁”卦讲隐退之时，“革”卦言变革之机。君子需“察时”、“待时”、“乘时”。
“中”：指在变化中保持动态平衡的最佳位置或行为尺度，尤指二爻、五爻（居中位）所象征的“得中”、“中正”。如“蒙”卦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象》曰“刚柔接也”，因其居下卦之中，能以刚中之德包容、教化蒙昧。“时中”智慧要求主体深刻洞察情境（时），并在此情境中作出最合宜、最恰当（中正）的回应，是极高明的实践理性和生存智慧。

4. “天人合一”：宇宙秩序与人文价值的贯通
《周易》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乾·文言》）。天道（阴阳、生生、变易）是人道的范本与依据。“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是为了“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圣人作《易》，“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正是为了“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最终实现人道与天道的和谐共振。这为儒家内圣外王之道、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价值取向奠定了形上基础。

三、历史长河中的思想激荡：《周易》与中国哲学传统

1. 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基石
孔子“晚而喜《易》”，帛书《易传》记载其“观其德义”。儒家将《周易》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具体化为“仁”，将“时中”转化为“中庸”之道，将“天尊地卑”引申为社会伦理秩序（如《易传》对“家人”、“恒”卦的阐释）。《周易》为儒家道德理想提供了宇宙论支撑和本体论论证，使其超越经验伦理，成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天理”。

2. 道家：自然无为的启示
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庄子》对“易以道阴阳”的概括，显示道家与《易》理的深刻契合。道家更侧重《易》中“自然无为”、“唯变所适”的面向，将“易简”之理发挥为“为道日损”的功夫论，将阴阳变化理解为“反者道之动”的循环往复。《周易》的变易观与自然观是道家思想的重要源头。

3. 象数易学与义理易学：诠释的双轨
汉代象数易学（孟喜、京房）侧重卦气、纳甲、爻辰等，将卦爻符号与天文历法、自然现象、社会人事精密对应，构建庞大的宇宙图式，虽流于繁琐，却体现了古人把握世界统一性的努力。王弼则高举“得意忘象”旗帜，扫落象数，直探玄理，将《周易》引向哲学本体论（以“无”释“太极”），深刻影响了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象数与义理之争，展现了《周易》文本的开放性与解释张力。

4. 宋明理学：理气心性的易学重构
理学家无不深研《易》理。周敦颐《太极图说》直接源于《系辞》的太极观；邵雍构建了精密的先天象数学体系；程颐著《程氏易传》，以“理”或“天理”作为最高本体贯穿诠释，“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成为理学核心命题；朱熹更将《周易》置于“四书”之上，其理气论、阴阳动静观、格物穷理说均深受《易》启发。《周易》成为理学宇宙论、心性论、工夫论的思想武库。

四、现代性视域下的《周易》哲学：挑战与新生

1. 科学理性与“生生”宇宙观的再对话
现代科学（如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复杂科学、生态整体论）揭示的世界图景，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牛顿式的机械决定论，而与《周易》强调的有机整体、动态平衡、生成变化（“生生”）有更多的契合点。玻尔用太极图作为族徽，普里高津赞赏“天人合一”思想，表明《周易》的整体生成观可为反思现代科学范式、构建新的自然哲学提供东方智慧。

2. “时中”智慧：应对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生存艺术
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快速变化性（“变易”加剧），使得线性思维和固定规则常常失效。《周易》的“时中”智慧——强调在变动不居中把握时机（“时”）、寻求动态平衡与最佳应对（“中”），提供了一种非教条化的、情境化的、高度灵活的实践理性，对个人决策、企业管理乃至社会治理在VUCA时代（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的应对具有重要启发。

3. “天人合一”：生态困境的古老药方？
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与自然关系（“天人”关系）的严重断裂。《周易》“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泰·象》）、“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系辞上》）的思想，主张人类应在认识自然规律（“天文”）的基础上，以辅助者、调节者的身份（“辅相”），促成万物的和谐发展（“曲成”），而非征服者、掠夺者。这种“参赞化育”的生态伦理观，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了深厚的哲学资源。

4. 挑战与反思：理性化与祛魅的边界
《周易》哲学也面临现代性质疑：其有机整体观如何与个体自由、权利观念兼容？其生成变化的模糊性如何与现代科学追求的精确性、可证伪性对话？其“天人感应”残余如何被彻底理性化？《周易》智慧的现代转化，需要在保持其核心洞见（如辩证思维、整体观、重时中）的同时，剥离其历史局限（如某些神秘主义附会、等级秩序固化），并勇于与西方理性传统进行批判性对话和创造性融合。

五、结语：生生不息的形上之源

《周易》非凝固之化石，而是流淌于华夏精神血脉的活水源头。它以“立象尽意”的独特方式，构建了一个以阴阳辩证为法则、以“生生”创化为本体、以“时中”为实践智慧、以“天人合一”为价值归趋的宏大而精微的形上宇宙。其哲学光芒，穿透卜筮的外壳，照亮了儒家伦理的形上之基，启发了道家自然无为的玄思，滋养了理学心性天理的建构，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激发出象数与义理的诠释张力。

面对现代性的迷思与困境，《周易》所蕴含的有机整体观、动态生成论、情境化的“时中”智慧以及对天人和谐的终极追求，依然展现出强大的思想活力和深刻的现实相关性。它提示我们：真正的智慧在于认识变化的必然（“知几”），把握动态的平衡（“执中”），参赞宇宙的创生（“辅相”），最终实现个体生命与天地大道的和谐共振。在科技狂奔而精神失落的时代，重访《周易》这一中华哲学的形上本原，或许能为人类在宇宙中找到更诗意、更和谐的安身立命之所，提供那古老而常新的指引：“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正是《周易》作为不朽哲学经典，其“生生”之德在现代世界的回响与新生。

正如宋代大儒张载所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思想源泉，莫不深深根植于《周易》那变动不居却又生生不息的宇宙图景与生命智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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