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论语》作者:行德学派李向东

◉ 行德学派创始人·李向东

《论语》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典籍，其形成与早期流传过程并非单一线性传承，而是呈现出复杂多元的面貌。西汉前期，《论语》主要存在三个具有显著差异的传本系统：《古论语》、《鲁论语》、《齐论语》。这三个传本因文本来源、地域文化、师承流派的不同，在篇章结构、文字内容乃至思想倾向上皆存在微妙而重要的差异。对这三者的深入考察，不仅有助于还原《论语》文本的早期形态，更能揭示先秦至汉初儒学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丰富性与地域化特征，为理解早期儒学的内在张力与发展脉络提供关键性视角。

一、绪论：三论并立的历史背景与学术价值

1. 秦火余烬与经典重生：秦始皇“焚书坑儒”对先秦典籍造成毁灭性打击。汉兴，朝廷废除挟书律，鼓励献书、求书。在此背景下，《论语》依靠口耳相传与隐藏的简策得以复现，但因来源不同、地域隔阂、师承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文本系统。

2. 地域文化与学术流派：鲁地作为孔子故里，保存了较为“正统”的孔子学说；齐地稷下学宫兴盛，思想活跃，黄老、阴阳家等思想渗透较多；而孔壁所出古文经，则可能保留了更早的、未被后世完全“规整化”的原始记录。不同的地域文化土壤滋养了《论语》的不同传本。

3. 三论著录与后世影响：《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明确记载：“《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鲁》二十篇，《传》十九篇。”这是三论并立的最权威记录。最终，《鲁论》经张禹、郑玄等人整合（尤以《张侯论》为关键节点），成为后世通行本的基础，而《古论》、《齐论》则逐渐亡佚，其影响潜藏于注释与异文之中。

4. 研究的核心价值：辨析三论差异，其意义在于：
文本考古：追溯《论语》更原始的形态，理解文本层累与定型的过程。
思想探微：揭示不同地域、学派对孔子思想的理解、侧重与可能的改造，展现早期儒学的多元性。
学术史重构：深化对汉代经今古文之争背景的理解，明晰《论语》定本化背后的学术与政治动因。

二、文本之源：发现、流传与基本特征

1. 《古论语》（古文经）：
发现：西汉景帝（或武帝）年间，鲁恭王刘余为扩建宫室，拆除孔子故宅墙壁时发现一批用战国时期东方六国文字（即“古文”）书写的竹简典籍，其中包括《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古论语》由此面世。
篇数与结构：据《汉志》载为二十一篇。其最显著的结构差异在于将《鲁论》和后世通行的《尧曰》篇最后一章“子张问于孔子曰”以下内容独立出来，作为第二十一篇《子张》（或称《从政》），故有“两《子张》”之说。部分学者认为其分篇可能更接近原始记录的状态，体现了不同的编纂思路。
文字与特点：使用古文书写，文字形体与汉代通行的隶书（今文）不同，需专门训释。王国维在《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中指出：“《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间西土之文字也。至许书所出古文，即孔子壁中书，亦非殷周古文，实即战国时东土通用之文字。”孔安国曾对其进行整理、隶定（即用隶书转写古文），并传授弟子。其文本被认为可能保留了更古老的、未被汉代师法系统过多修饰的形态。何晏《论语集解·序》云：“《古论》…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

2. 《鲁论语》（今文经）：
流传：在鲁地（孔子故里）由师徒口耳相传并用汉代通行的隶书记录、传授的《论语》文本。是汉代最早立为学官、最为通行的版本。其师承可追溯至汉初的传人，如扶卿（名庸谭，亦称鲁扶卿）、夏侯胜、萧望之、韦贤等人。
篇数与结构：二十篇。其篇目结构与篇次顺序成为后世通行《论语》的基础（如《学而》第一至《尧曰》第二十）。
文字与特点：用今文（隶书）书写，易于识读和传授。作为鲁地正统，其文本相对稳定，更注重对孔子言行“正统”性的继承和阐述，被视为孔子学说的“嫡传”。班固《汉书·艺文志》称：“《鲁》二十篇，传十九篇。”颜师古注引刘向云：“《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

3. 《齐论语》（今文经）：
流传：在齐地流传并用隶书记录、传授的《论语》文本。其师承可追溯至王吉（子阳）、宋畸（翁倩）、贡禹、五鹿充宗、胶东庸生等。
篇数与结构：二十二篇。其最显著的特点是比《鲁论》和《古论》多出两篇：《问王》（或作《问玉》）和《知道》。这两篇内容今已亡佚，其主旨历来猜测颇多，或言论玉德与王道关系，或言治国知道（道术）。此外，《齐论》的篇章划分和部分文句顺序也可能与《鲁论》有异。
文字与特点：同样用今文书写。因其产生于学术思想极为活跃的齐地（稷下学宫所在地），可能更多地融入了齐学的特点，如更关注政治实践、王道权变，甚至可能受到黄老、阴阳五行等思想的微妙影响，文本更具实用性和地方特色。何晏《论语集解·序》载：“《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琅邪王卿（王吉）及胶东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

三、文本之异：篇章、字句与分合的显微

1. 篇章结构差异：
《古论》的独特分篇：将“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即今本《尧曰》篇末章）独立成篇（第二十一篇），打破了《尧曰》篇的结构，体现了对“子张”相关言论的不同归类逻辑。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引郑玄云：“《古论》分《尧曰》下章‘子张问’别为一篇。”
《齐论》的增益篇章：《问王》、《知道》两篇的加入是其最大特色。虽内容佚失，但从篇名推测，极可能是集中讨论君王之道、治国方略（王道）和治国理政的根本原则（知道）。这反映了齐地学者对《论语》政治哲学层面的特别关注和可能的补充。如王充《论衡·正说篇》提到“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虽数字有争议，但反映了篇章曾有增益。
篇次顺序的微调：三论在部分篇章的先后顺序上也可能存在差异（如某些记载提到《古论》篇次与齐、鲁不同），这些微调可能反映了编者对孔子思想发展脉络或主题关联的不同理解。

2. 章句文字差异：
异文现象：三论在相同或对应章节的具体字句上存在大量异文。这些异文有些是同音假借（如《述而》“自行束脩以上”，《鲁论》作“脩”，《古论》可能作“修”），有些是古今字、异体字（如《为政》“举直错诸枉”，《鲁论》作“错”，《古论》或作“措”），反映了书写习惯和用字规范的时代与地域差异。
文句增删与详略：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异文涉及文意的细微差别。例如：
《述而》篇“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鲁论》“易”作“亦”，读作“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陆德明《释文》：“鲁读‘易’为‘亦’，今从古。”这导致对孔子是否学《易》产生重大争议。《古论》支持学《易》说。
《乡党》篇关于孔子言行仪态的记载，《齐论》可能更为详细，有“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的记载，而《鲁论》此段文字或有不同（后世通行本实为综合）。郑玄注中常引《鲁》读、《齐》读、《古》读，如《学而》“传不习乎”，郑注：“鲁读‘传’为‘专’，今从古。”这些差异反映了不同传本对原始记录的不同取舍或润色。
《子罕》篇“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古论》可能无“冕衣裳者”四字（据部分辑佚和学者推论），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对原始记录完整性的不同掌握或对“礼敬对象”范围的不同理解。
整章差异：极少数情况下，可能存在某一章只见于某一传本的情况（如《齐论》特有的《问王》《知道》篇内容，以及《古论》特有的分篇内容）。

3. 分合差异：同一段内容，在三论中可能被分属于不同篇章，或被整合的方式不同，体现了编者对材料性质归属的不同判断。

四、思想光谱：地域烙印与学派倾向的折射

文本差异的背后，潜藏着思想理解的微妙分歧与地域学术的烙印：

1. 《鲁论语》：醇正与传承
特征：作为孔子桑梓之地的传本，强调对孔子原始教诲的忠实继承和伦理道德的纯正性。其文本相对稳定，核心关注点在仁、礼、孝、悌、君子人格修养、为政以德等儒家核心理念的阐发。篇章结构清晰，以呈现孔子作为“万世师表”的言行典范为主。
地域烙印：鲁文化重礼乐、重传统、重宗法伦理，《鲁论》体现了这种文化背景下对孔子学说“正统性”和“纯粹性”的维护。其思想更倾向于“守成”和道德理想主义。

2. 《齐论语》：权变与致用
特征：增益《问王》《知道》篇是其最鲜明标志，显示出强烈的政治实践导向和对“王道”、“治术”的高度关注。齐学素以通权达变、兼容并包、注重实用著称（稷下学风）。《齐论》文本可能更强调孔子思想中关于治国理政的具体方略、君臣关系、时势权变等内容，其阐释可能更灵活、更具现实操作性。章句“颇多于《鲁论》”也可能意味着包含了更多关于具体事象或权宜之道的讨论。
地域烙印：齐地商业发达、思想活跃（黄老、法家、阴阳家并存），《齐论》可能不自觉地融入了对现实政治的深刻洞察和对实用智慧的追求，反映了齐地学者试图将孔子思想应用于复杂政治实践的取向。其思想更具“经世致用”的倾向，甚至可能隐含了与黄老道家“君人南面之术”的某种对话或调和。

3. 《古论语》：古质与多元可能
特征：作为出土古文，其文本未经汉代官方今文师法的系统化整理和“标准化”诠释，被认为可能保留了更多原始记录的面貌，包括一些看似矛盾、不够圆融或更生活化的片段（如独立出《子张》篇可能意味着该篇材料来源或主题相对特殊）。其文字的古奥也暗示着解读的多种可能性。
思想价值：《古论》的价值在于其相对“原生态”。它可能包含一些未被后世主流诠释所强调或已被“过滤”掉的思想侧面。例如，其分篇方式可能暗示了不同于后世通行理解的材料组织逻辑，其异文（如“学易”而非“学亦”）可能指向孔子思想中易学维度的重要性（被《鲁论》异文所遮蔽）。它为理解孔子思想的早期形态和可能的多元性提供了珍贵的参照系，提示我们后世定本可能存在的“选择性”塑造。

五、融合与定本：张侯论与郑玄注的整合之功

三论并行带来了传授与理解的混乱。其融合定本的过程，是学术与政治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安昌侯张禹与《张侯论》：
背景：张禹（？—前5年）初学《鲁论》于夏侯建，后又从胶东庸生习《齐论》。他身为汉成帝师傅，位高权重。

整合方法：张禹凭借其地位和学术背景，“采获所安”（《汉书·张禹传》），以当时最为通行的《鲁论》二十篇为基础篇章框架，同时参考《齐论》，对《鲁论》的章句进行了修订、增补和调整（即“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的说法不准确，实为不采用其独立篇章，但吸收其部分内容融入《鲁论》相应篇章），并融合了部分他认为合理的《齐论》异文和解释。

结果：形成《张侯论》。此本因张禹的尊贵身份（封安昌侯）和皇帝师傅的地位而受到极大推崇，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版本，学者多从之。它实质上是《鲁论》为主、《齐论》为辅的混合本，奠定了后世《论语》文本结构（二十篇）的绝对主流地位，《齐论》独有的篇章从此湮没。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

2. 郑玄的集大成注本：
背景：东汉末大儒郑玄（127—200年），兼通今古文经学，遍注群经。
整合方法：郑玄在注解《论语》时，以《张侯论》（即当时通行的《鲁论》框架）为底本，同时“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何晏《论语集解·序》）。他广泛参考了《古论语》和《齐论语》的文本（包括其文字异同、分章差异），并在注释中加以说明（“鲁读某为某，今从古”等），择善而从。
结果：郑玄的《论语注》在《张侯论》的结构基础上，融入了《古论》和《齐论》的合理成分（主要是文字校勘和训诂依据），对文本进行了更为精审的校订和阐释。郑注本以其学术的全面性和权威性，逐渐取代《张侯论》的纯文本地位，成为后世最通行的《论语》注本的基础（尽管郑注本身后来散佚，其成果被何晏《论语集解》等大量吸收）。何晏《集解·序》赞曰：“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近故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前世传授，师说虽有异同，不为训解。中间为之训解，至于今多矣。所见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

3. 《古论》与《齐论》的式微：随着《张侯论》和郑玄注本的流行，《鲁论》系统（融合了部分齐说）成为绝对主导。《古论》因文字古奥、传授不便，其独特分篇未被主流接受；《齐论》的独立篇章和独特思想倾向则因未被整合进定本而最终失传。它们的独特价值主要保存在早期文献记载、学者引述（如郑玄注、许慎《说文解字》引《论语》古文）和后世的辑佚研究中。

六、余响与重光：出土文献与三论研究的新契机

虽然《古论》、《齐论》原貌已不可复见，但其影响并未完全消失：

1. 传统文献中的遗存：
郑玄注的线索：郑玄注中保留了大量关于三论异同的信息，是研究三论差异最核心、最直接的桥梁。
《说文解字》等书所引古文：许慎《说文解字》中引用的《论语》文字，标明为“古文《论语》”，是研究《古论》文字的重要材料。
类书与古注的佚文：历代类书（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和古书注释中偶有引用标明出自《齐论》或不同于通行本的文字，虽零碎，弥足珍贵。清代辑佚学家（如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曾努力搜集。

2. 出土文献的震撼性补充：
定州汉简《论语》：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刘脩墓（卒于前55年）出土的竹简《论语》，抄写年代早于《张侯论》的定型，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虽然残损严重（不足今本一半），但提供了西汉中期《论语》文本的实际样貌。其文本更接近《鲁论》，但存在大量异文，部分异文与《古论》、《齐论》的记载相合或提供了新的可能，证明早期文本的流动性和复杂性远超后世想象。例如，其分章与今本有异，某些文句的用字提供了理解古义的新线索。
平壤贞柏洞汉简《论语》：在朝鲜平壤贞柏洞364号墓（乐浪郡时代，约公元1世纪）出土的《论语》竹简，其文本内容与定州汉简有相似之处，也有独特异文，再次印证了西汉至东汉初《论语》文本尚未完全统一的状况。
海昏侯墓简牍：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大量简牍，其中包含《论语》及《齐论》特有的《知道》篇篇题简，这是《齐论》篇章在实物上的首次发现，虽无内容，但确证了《汉志》记载的可靠性，并引发对《知道》篇内容的新一轮探讨。

3. 研究的新方向：出土文献极大地激活了三论研究：
文本实证：为《古论》《齐论》的某些异文和特征提供了实物证据，修正或补充了传统文献的记载。
早期形态还原：有助于更具体地描绘《论语》在汉代定本化之前的流传实态和地域差异。
思想再探：新的异文和分章信息，促使学者重新思考某些章句的原意以及不同传本可能隐含的思想侧重。

结论：多元起点与统一脉络中的早期儒学图景

《古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三系的并立，是《论语》成书后早期传播史上最富意味的篇章。它们并非简单的文字差异，而是根植于不同的文本来源和学术传承之中。鲁论代表了孔子故里力求“正统”传承的努力；齐论则彰显了儒学在政治实践前沿的灵活发展与实用取向；古论则像一扇时间之窗，让我们得以窥见未被完全“规整化”前的、更具原生质感的孔子言行记录可能存在的样貌。

张禹的《张侯论》和郑玄的集注，完成了由多元走向相对统一的历史性整合。这一整合过程，固然适应了文化统一和经典权威确立的时代需求，确保了《论语》作为核心经典的稳定性和广泛传播，但也付出了代价：《齐论》的《问王》《知道》篇所承载的独特政治哲学思考，《古论》的分篇所体现的原始编纂逻辑，以及三论间大量细微却可能蕴含深意的异文差异，在定本化的过程中被遮蔽或调和了。这是文化经典形成中难以避免的“得”与“失”。

然而，早期文本的多元性并未彻底消失。郑玄注中保留的异文线索，《说文解字》等书所引的古文遗存，尤其是定州汉简、海昏侯简牍等震撼性出土文献，不断为我们提供重返那个多元起点、探测早期儒学思想光谱的契机。这些新材料如同散落的拼图，持续修正着我们对《论语》文本形成史的认识，也促使我们反思：后世奉为圭臬的“定本”《论语》，在多大程度上是历史选择与整合的结果？那些在整合中被边缘化或舍弃的“异文”和“异篇”，是否可能指向孔子思想中未被充分重视的维度？

对《古论》、《鲁论》、《齐论》的深入研究，其意义远不止于文献校勘。它迫使我们正视早期儒学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丰富性、地域性和流动性。它揭示出，被后世视为铁板一块的儒家经典，其源头本身就包含着张力与可能。理解这种源头上的多元，不仅是对《论语》文本历史更真切的把握，更是对孔子思想本身所蕴含的博大与开放性的深刻体认。在看似统一的经典脉络之下，早期儒学生动的多元图景，依然值得我们不断探寻和深思。这不仅是国学研究的根基所在，也是激活传统、面向未来的思想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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