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杨益言思想文化初探

◉ 蒲耀茂（四川广安)

杨益言思想文化初探
文/蒲耀茂（四川广安）

摘要:杨益言（1925—2017）以亲身经历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岩》，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红色经典。学界多从文本结构、叙事策略或英雄形象角度研究《红岩》，而对作者本人的思想文化脉络关注不足。本文以杨益言的生命经历、狱中写作、文学实践及其晚年的文化反思为线索，尝试还原其思想文化生成的历史现场，揭示“革命—文学—信仰”三位一体的精神结构，进而探讨这一结构对新时代红色文化再生产的启示。研究发现，杨益言的思想文化具有“血写的信念”“炼狱叙事”“人民美学”“反思性忠诚”四个维度，其核心价值是“以生命写史、以信仰铸魂”。

关键词:杨益言、《红岩》、红色叙事、信仰文化、人民美学

一、引言：从“红岩”到“杨益言”
根据《中国当代文学史》《革命与小说的辩证法：重读〈红岩〉》，结合自己的研究分析:
《红岩》自1961年出版以来，发行量逾千万册，数十次被改编为影视、戏剧、连环画。作品的经典化遮蔽了作为“历史主体”的杨益言，其思想文化被简化为“革命作家”的标签。本文试图跳出文本中心主义，将杨益言放到20世纪中国革命与文学互动的宏阔视野中，探讨其精神世界的生成逻辑与当代价值。
二、生命史：从广安少年到重庆“11·27”幸存者
根据《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的文学史考察》《我的革命与文学道路》《红岩》，结合自己的研究分析:
1 、地缘文化：武胜白坪的“川东性格”
武胜地处嘉陵江与渠江交汇的褶皱地带，近代以盐运、船帮、袍哥文化著称。杨益言自幼耳濡目染“尚义气、轻生死”的民间伦理，为其日后狱中坚守与书写提供了情感底色。
2 、求学与入党：南开中学的思想转向
1940年代，杨益言在重庆南开中学就读，受《新华日报》及艾思奇《大众哲学》影响，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其思想完成了从“川东侠义”到“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跃迁。
3 、渣滓洞与《挺进报》：狱中实践
1948年因《挺进报》事件被捕，囚禁于渣滓洞、白公馆。狱中，杨益言既是“受刑者”又是“记录者”，用竹签蘸棉灰水在草纸上写下《狱中纪实》。这份原始手稿成为《红岩》的胚胎，也奠定了其“血写”的叙事伦理。
三、“炼狱叙事”：文学如何成为信仰实践
根据《“灰阑”中的叙述》《革命与小说的辩证法：重读〈红岩〉》《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结合自己的研究分析:
1 、叙事伦理：从“见证”到“救赎”
《红岩》并非单纯的英雄颂歌，而是一种“炼狱叙事”——通过对酷刑、背叛、死亡的再现，将个体痛苦升华为集体信仰。杨益言认为，“文学如果不能让后来者相信信仰的力量，那就愧对死去的战友”。
2 、叙事策略：有限视角与群像结构
小说采用多重视角，刻意弱化单一英雄，突出“群像”。江姐、许云峰、成岗、小萝卜头等人物共同构成“信仰共同体”，折射出杨益言对“人民性”的理解：革命不是少数精英的壮举，而是“普通人”在极限境遇下的道德选择。
3 、语言风格：川东方言与政治抒情的融合
杨益言在文本中大量使用川东方言、船工号子、袍哥黑话，形成“土味崇高”的独特美学。这种语言策略既是对地域文化的致敬，也暗含“人民语言”对“官方话语”的渗透与改造。
四、人民美学：从“革命书写”到“文化共享”
根据《我的革命与文学道路》《中国革命与红色叙事的现代性》《我的革命与文学道路》，结合自己的研究分析:
1、 “读者即同志”：1960年代的传播实验
《红岩》出版后，杨益言坚持到工厂、部队、农村巡回演讲，将文学阅读转化为“情感—政治”再教育。他提出“读者即同志”的理念，打破了传统作者—读者的主客二分。
2 、晚年“红岩文化工程”：信仰的再生产
1990年代，杨益言倡导建立“红岩魂”陈列馆、红岩干部学院，推动红色文化从“文本”走向“空间”。他认为，红色经典不应被博物馆化，而应成为“流动的精神现场”。
3 、对消费主义的警惕：拒绝“红色IP”娱乐化
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杨益言多次公开批评“手撕鬼子”式戏说：“如果信仰可以被调侃，那我们如何面对那些真正的血？”这种警惕体现了一种“反思性忠诚”——既捍卫信仰内核，又拒绝教条化。
五、思想遗产与当代价值
根据《“灰阑”中的叙述》《中国革命与红色叙事的现代性》《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结合自己的研究分析:
1 、“生命写作”与新时代文艺
在算法写作、流量逻辑盛行的今天，杨益言的“用生命写作”提示我们：真正的经典必须经历“血与火”的考验，而非“点击率”的堆砌。
2 、“人民美学”的再阐释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像江姐、小萝卜头一样具体而微的生命。新时代的红色文化若要避免空洞化，必须回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与情感结构。
3 、从“忠诚”到“反思”：革命文化的自我更新
杨益言晚年的反思表明，真正的忠诚不是盲目崇拜，而是敢于直面历史创伤，在反思中激活传统的当代生命力。
六、结语
根据《中国当代文学史》，结合自己的研究分析:
杨益言用一生诠释了“革命—文学—信仰”的共生关系。他的思想文化不是凝固的教条，而是一种“活的传统”：在炼狱中淬炼信念，在人民中汲取语言，在反思中更新忠诚。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重访杨益言，不仅是对一位作家的纪念，更是对“如何守护信仰、如何书写人民”的永恒追问。

参考文献

一、引言：从“红岩”到“杨益言”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2、王斑：《革命与小说的辩证法：重读〈红岩〉》，载《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
二、生命史：从广安少年到重庆“11·27”幸存者
1、 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的文学史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2、杨益言：《我的革命与文学道路》，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3期。
3、杨益言：《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后记”部分回顾狱中经历）。
三、“炼狱叙事”：文学如何成为信仰实践
1、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2、王斑：《革命与小说的辩证法：重读〈红岩〉》，载《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
3、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
四、人民美学：从“革命书写”到“文化共享”
1、杨益言：《我的革命与文学道路》，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3期。
2、刘再复、林岗：《中国革命与红色叙事的现代性》，载《二十一世纪》1996年8月号。
3、杨益言：《我的革命与文学道路》，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3期。
五、思想遗产与当代价值
1、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2、刘再复、林岗：《中国革命与红色叙事的现代性》，载《二十一世纪》1996年8月号。
3、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
六、结语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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