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现代语境下红色文化书写的破界与地理叙事

◉ 冷梅（广东)

现代语境下红色文化书写的破界与地理叙事
—— 评耳汝尔长篇历史小说《长缨舞西风》

在红色文化书写面临“符号化”与“疏离感”的当代困境中，如何让地域红色记忆既葆有历史本真，又与现代读者产生情感共振，成为革命文学创作的重要课题。海陆丰作为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地，其红色历史蕴含着“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基因，但长期缺乏全景式的文学呈现。耳汝尔（黄汝英）耗时13载打磨的107万字长篇历史小说《长缨舞西风》，以海陆丰革命历史为轴心，用双主线叙事架构勾连起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既完成了对红色文化的现代性转译，更实现了革命地理的文学性认定。当“东方小莫斯科”的红宫红场在当代仍迎来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时，这部小说恰好为这片红色热土提供了可感可知的精神注脚，让海陆丰的革命基因在文学世界中获得了生命力。小说将地理肌理、民俗密码与英雄群像深度熔铸，在精准的地理认定中激活红色记忆，在鲜活的人物塑造中传承革命精神，为现代语境下的红色文化书写提供了宝贵借鉴。

一、地理认定：以海陆丰肌理锚定红色叙事的“在地性”

红色历史从来不是悬浮的宏大叙事，而是深深扎根于具体地理空间的实践轨迹。《长缨舞西风》的首要突破，在于以精准的地理认定为红色叙事锚定根基，让海陆丰的山川、海洋与人文成为革命历史的“物质载体”，使红色记忆获得可触可感的地域质感。
小说对海陆丰自然地理的描摹始终与革命斗争实践紧密相连，将地理特征转化为红色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故事始于滨海之城津洲，这个以海陆丰沿海城乡为原型的空间，既是三大家族利益纠葛的舞台，更是革命火种萌发的土壤。作者笔下的“红海湾的浪”不只是风景：“红海湾的浪头硬，拍在礁石上碎成白花花的盐粒，就像农会会员们被打散又聚拢的队伍”；“莲花山的雾”也绝非闲笔，“莲花山的雾浓得化不开，清晨裹着竹梢，把秘密召开的农会会议藏得严严实实，躲过了民团的搜查”。这些描写将自然地理与革命实践深度绑定：红海湾的壮阔对应着海陆丰人民“敢拼敢闯”的性格，莲花山的险峻成为游击队的天然屏障，而贯穿城乡的“龙津河”则是物资运输的通道，也是情报传递的隐秘纽带。地理空间不再是单纯的背景板，而是参与革命进程的“隐性角色”，让读者直观感知到海陆丰革命“靠山向海、坚韧顽强”的地域特质。
更具深意的是，小说将海陆丰的民俗文化与红色叙事融为一体，以文化密码构建红色记忆的情感锚点。海陆丰独特的乌红旗械斗、妈祖信仰、渔歌民谣等民俗元素，在书中均成为推动情节、塑造精神的关键载体。小说描绘的“乌红旗械斗”，既展现了旧中国海陆丰宗族势力的割据乱象，更埋下了革命力量打破族群隔阂、凝聚群众共识的伏笔，彭湃等革命者正是以“天下大同”的理想，化解了延续百年的宗族矛盾，将分散的民众凝聚成革命洪流。而“妈祖诞”的描写更具象征意味，当渔民们在妈祖庙前秘密传递农会传单时，“妈祖的神龛成了最安全的藏身处，渔歌里混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暗语，海浪声盖过了接头的暗号”。这些细节将民俗仪式转化为革命斗争的隐秘场景，既还原了海陆丰“神俗交融”的地域文化特征，更深刻诠释了“军民鱼水情”不是抽象口号，而是植根于民俗土壤的情感联结。这种地理与文化双重维度的认定，让海陆丰红色历史从“全国苏维埃运动起点”的抽象符号，转化为有海浪、有山歌、有烟火气的活态记忆。

二、历史还原：以苏维埃历程激活红色叙事的“本真性”

海陆丰革命最鲜明的标识，是“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1927年在此诞生的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开创了红色政权建设的先河。《长缨舞西风》并未将这段历史简化为“胜利叙事”，而是以全景式视角还原其曲折历程，在历史细节的铺展中彰显革命精神的内核。
小说忠于史实却不拘泥于史实，以双线叙事架构完整呈现海陆丰革命的历史逻辑。一条线索聚焦刘巽贞等革命者的成长轨迹：从追求恋爱自由的进步女性，到投身农运的骨干力量，再到历经土地革命、抗战、解放战争的坚定战士，她的蜕变历程正是共产党在海陆丰从弱小到壮大的缩影。另一条线索通过万泰安等家族人物的命运沉浮，折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海陆丰的社会生态：三大家族围绕“红楼”的明争暗夺，乌红旗械斗背后的宗族矛盾，海盗与官府的勾结压榨，这些细节共同勾勒出革命爆发的社会根源，即是旧制度的腐朽，催生了刮骨疗疴的革命需求。两条线索交织推进，既展现了全国第一面苏维埃旗帜竖起又被屠刀砍倒的悲壮，也刻画了“日寇入侵时拉起抗日队伍，内战爆发后坚守信仰”的坚韧，完整还原了海陆丰革命“屡败屡战、浴火重生”的真实历程。
小说对关键历史节点的描摹注重宏大叙事与微观细节的平衡，让革命历史变得可感可知。描写苏维埃政权成立的场景时，作者没有陷入空洞的口号渲染，而是聚焦三个细节：彭湃在红楼前演讲时，“长衫上沾着田埂的泥点，手里攥着农民递来的稻穗”；妇女代表苏惠带领姐妹们缝制苏维埃旗帜，“红布是用海石榴染的，针脚歪歪扭扭却透着亮”；老渔民把珍藏的渔刀捐给赤卫队，“刀鞘上刻着‘妈祖护佑’，

却在刀柄系上了红绸”。这些带着烟火气的细节，让“苏维埃”从抽象的政治概念，转化为农民有田种、妇女得解放的具体期盼，深刻诠释了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植根群众，为民而生”的本质，也让现代读者理解了红色政权何以能在海陆丰率先建立并获得群众拥护。

三、人物塑造：以鲜活群像解构红色叙事的“符号化”

传统红色文学常因过度强调英雄人物的“神性”而陷入符号化困境，《长缨舞西风》则跳出“高大全”的塑造模式，以“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相结合的方式，刻画了一组兼具地域特质与人性温度的海陆丰英雄群像，让革命英雄从历史教科书走进读者的情感世界。
小说对真实革命先驱的刻画，注重在历史框架内挖掘其“凡人特质”，彰显精神的感染力。彭湃作为海陆丰革命的引领者，在书中并非完美无缺的“革命符号”：他“脱下西装换粗布衫，学讲海陆丰方言时咬字不准，惹得农民们发笑”，却在焚烧自家田契时“眼神比红海湾的浪头还坚定”；张善铭在组织武装起义时，会“因战友牺牲而躲在竹林里偷偷抹泪”，却在被捕后“面对酷刑只字不吐，临刑前高唱《国际歌》”。这些细节既还原了革命先驱的历史功绩，更展现了他们“从精英到群众一员”的转变，以及“有悲有喜却初心不改”的人性光辉，让读者感受到“英雄也是凡人，只因信仰而伟大”。
更具突破的是，小说以“无数共产党人为化身”塑造的虚构人物群像，鲜活诠释了海陆丰革命的群众根基。主角刘巽贞的成长轨迹极具代表性：她最初投身革命只是为了反抗包办婚姻，“想争个‘恋爱自由’的名分”，但在目睹农民被地主欺压、战友为理想牺牲后，逐渐从“为自我抗争”升华为“为民族崛起而奋斗”。作者没有回避她的迷茫与脆弱：第一次组织农会时“紧张得忘词”，看到同志牺牲时“吓得浑身发抖”，但正是这些“不完美”让她的蜕变显得真实可信。还有渔民出身李宝乾之女李兰舟，凭着“识洋流、辨风向”的本领成为交通员，用渔歌传递情报。这些来自不同阶层、带着鲜明海陆丰特质的革命者，打破了革命英雄的刻板印象，展现了海陆丰革命“源于群众、依靠群众”的本质，让读者明白，红色历史不是少数人的传奇，而是无数普通人用信念与热血书写的史诗。

四、现代转译：以精神传承实现红色叙事的“当代性”

红色文化书写的终极价值，在于让革命精神在当代语境中获得传承与新生。《长缨舞西风》的成功之处，在于将海陆丰革命精神转化为现代读者可感知的价值内核，实现了红色记忆的代际传递。
小说对“敢为天下先”的海陆丰精神的诠释，始终紧扣“初心与坚守”的当代命题。书中革命者历经“苏维埃政权被颠覆、抗日队伍遭围剿、内战中受排挤”等多重磨难，却始终坚守信仰：“他们像红海湾的礁石，被浪头拍了千遍万遍，依旧立在那里”。这种“百折不挠、坚守初心”的精神，与当代社会所倡导的“理想信念教育”高度契合。刘巽贞在日记中写道：“革命不是为了当官发财，是为了让龙津河的水干干净净，让孩子们能吃饱饭、读上书”，这句朴素的话语将宏大理想转化为具体期盼，与现代读者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形成情感共鸣，让革命初心从历史概念变为可感可知的价值追求。
作品更以“双主线交织”的结构，构建起历史与当下的精神纽带。小说以万泰安的“家族兴衰线”与刘巽贞的“革命成长线”并行推进：前者通过三大家族从“明争暗斗”到“共抗外敌”的转变，折射出“家国情怀”的生成逻辑；后者通过个体命运与革命进程的深度绑定，诠释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大义”的价值。这种叙事既还原了历史的复杂面相，又为当代读者提供了理解红色精神的双重维度：从家族史见证民族史，从个人命运跌宕见证革命真理。暗示着陆海丰的红色记忆从未褪色，那些“敢为天下先”的勇气、“百折不挠”的坚韧，早已融入地域血脉，成为滋养当代人的精神养分。这种书写让红色文化摆脱了“博物馆式的陈列”，将成为能被年轻一代接纳、传承的“活态文化”。

结语：红色书写的扎根与生长

《长缨舞西风》的创作实践证明，现代语境下的红色文化书写，需要在“历史本真”与“当代审美”之间找到平衡。耳汝尔以海陆丰的地理肌理为骨，以民俗文化为脉，以英雄群像为魂，既精准还原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奋斗历程，又通过人性化的叙事让红色精神获得现代生命力。小说的价值不仅在于填补了海陆丰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空白，更在于其示范意义：红色文化书写唯有深深扎根地域土壤，在精准的地理认定中守住历史本真，在鲜活的人物塑造中贴近人性本质，才能让红色记忆跨越时空，在当代社会持续生长、永葆活力。正如海陆丰的红海湾永远潮声不息，那些融入地域血脉的红色文化元素和革命精神，也将在文学的传承中永远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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