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民国湘乡中里嘉谟镇考略

◉ 庄歌

摘要：嘉谟镇作为民国时期湘乡县中里（即第二区）所辖的一个重要行政镇，其历史虽短暂，却是观察近代中国基层政制变迁与地方社会运作的典型样本。本文以散见于旧志、档案、族谱及口述史料中的线索为基础，试对该镇之得名由来、管辖范围、存续时间、组织架构及重大事件与相关人物进行初步考证，以期勾勒其历史轮廓，并透视国家行政力量下沉与地方社会互动之一斑。

一、名字由来：从“杉木桥”到“嘉谟”的文化嬗变

嘉谟镇之名源于清末民初地方自治运动。据《湘乡县志》及《双峰文史资料专辑》记载，该镇原设于杉木桥（今娄星区蛇形山镇嘉谟村），当地士绅认为“杉木桥”地名过于通俗，遂取《法言·孝至》中“嘉谟”一词（意为“良善谋略”）为名。《尚书·伊训》曰：“圣谟洋洋，嘉言孔彰”，意为良谋善策、美善之规划。命名者取“嘉谟”二字，寓有寄望该地治理得法、民生和美之深意，亦可能与当地士绅推崇儒家治道有关。这一改名不仅体现了士绅阶层对地方治理的期许，更暗含对传统儒家政治理想的追求。在湘乡方言中，“杉”与“嘉”、“木”与“谟”同音，谐音改名的手法既保留了地名原意，又赋予其文化深度。

二、管辖范围：跨都域的行政整合

嘉谟镇的辖区范围历经多次调整，其核心区域始终位于湘乡中里西北部。根据民国元年《划分城镇乡区域表》及1932年湘乡县行政区划档案，其管辖范围可概括为：

初始辖区（1912年）：合并湘乡梓门二十都、同德二十五都、乐郊二十六都、望春二十七都之下半都、和安三十五都，形成跨都域的行政单元。
动态调整：1932年国民政府推行地方自治时，嘉谟镇辖域扩展至双峰境域的二十六都部分及三十五都全境，涵盖今杏子铺镇、蛇形山镇、洪山殿镇、走马街镇等以及周边地区。
地理特征：辖区东西长约70里，南北宽约50里，以涟水支流为自然边界，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属典型的湘中丘陵地貌。

三、存续时间：从清末自治到新中国成立

嘉谟镇的行政实体存续约40年，其生命周期可分为三个阶段：

清末奠基期（1906-1911）：光绪三十二年，湘乡中里设公务总局，开始酝酿地方自治，为嘉谟镇的建立奠定基础。
民国发展期（1912-1949）：1912年湘乡县议事会正式划定嘉谟镇辖区，1932年国民政府确认其行政区划，1951年双峰县成立后，嘉谟镇被撤销，其辖区并入新设的杏子区、龙田区、洪山区、梓门区等。
文化遗存期（1952年后）：虽行政建制消失，但“嘉谟”之名保留于今蛇形山镇嘉谟村，成为地方历史记忆的载体。

四、组织构架：从自治机构到国民党基层政权

嘉谟镇的组织体系随时代变迁呈现双重属性：

民国初期（1912-1927）：
自治机构：设镇议事会、董事会，由镇议事会选举总董（镇长）1人、董事2人，另设名誉董事若干。
辅助机构：警察署（署长由县行政厅任命）、团练局（负责军事治安）、息争所（初级司法机构）。
大革命时期（1926-1927）：
农民运动冲击传统治理体系，1926年嘉谟镇农民协会成立，掌握地方权力，镇公所职能被农会取代。
国民党统治时期（1928-1949）：
恢复镇公所，设镇长、副镇长，下辖民政、财政、建设、教育等股，并建立保甲制度，强化基层控制。

五、重大事件与相关人物：革命烽火中的嘉谟印记

（一）农民运动高潮

1926年，嘉谟镇成为湘乡农民运动中心之一。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记载，当年镇公所（今金溪大塘）召开农民协会成立大会，数千农民参与游行，横幅“有钱人穿绸挎缎，四体不勤；我农民胼手胝足，饱受辛酸”直指阶级矛盾。此次运动推动嘉谟镇成为湘乡中里最早建立农会的区域之一，为后续土地革命奠定基础。《双峰县革命老区发展史》载：嘉谟镇农协筹委会一建立，就在金溪大塘召开了一次上千人的群众大会，大会由向运筹主持。王俊恒作演说，号召各乡、各村建立农协组织。会后不久，农民协会很快就在所属嘉谟镇的宣风二十都、望春二十七都、同德二十五都先后建立起来。积极开展农民运动的嘉谟镇，成为了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发展的考察对象。

1927年元月9日，毛泽东来到湘乡县城。当时湘乡县城正在召开首届农民协会代表大会。12日下午，毛泽东在湘乡汽车站一个饭店楼上，召集了嘉谟镇在县城参加会议的第十七区、十九区、三十三区农协执行委员长彭仲葵、王荣生、曹干臣等开座谈会。参加座谈的还有在县总工会代会长王振学和中共湘乡地方委员会委员钟林。在座谈中，彭仲葵全面汇报了嘉谟镇的农民运动情况，其中讲到农运兴起后，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狠狠地打击了地主豪绅，而且对农村的一切恶习都严加限制。如过去祠堂祭祖大吃大喝，农运兴起来以后，不准大办酒席，祭祖也不用“三牲”，只准用果品。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赞扬说：“这很好嘛，应该这样做。”所以后来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农民诸禁”中，特别写到“湘乡的嘉谟镇实行不吃好饮食，用果品祭祖。”还写了“七都和二十都禁做道场。”二十都属中里嘉谟镇宣风乡。毛泽东对湘乡特别是嘉谟镇农民运动的调查，对中里农民无疑是个极大的鼓舞。据当年参加调查座谈会的彭仲葵和钟林后来回忆，毛泽东在座谈中再三强调，农会要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大力发展农民梭镖队。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县农民协会及时召开了执行委员和区农民协会委员长联席会议，中里出席会议的县农协委员和区农协执行委员长20余人。会议作出决定，取缔团防局，建立农民自卫军。因此，各区农会自卫队武装很快就发展起来。

（二）地下党组织蓬勃发展

1926年10月，经双峰高小执教的王俊恒发起，在大村桑林胡家祠堂建立党支部。这是中共湘区委第三特支所属的第三个基层党支部，是双峰境内第一个支部，代号“戴春池”（“大村支”的谐音）。至1927年春（马日事变发生前），双峰境内党员发展到220名，建立党支部18个，其中嘉谟镇境内就有大村、山斗冲、溪口、十字铺、金蚌、姚家桥、嘉谟镇等7个支部。

土地革命时期，李鲁化名李文白，返湘联络隐蔽在家乡的王则鸣、陈海清、曾华湘等共产党员，在双峰境内所属嘉谟镇先后恢复溪口、十字铺，金蚌、姚家桥4个党的地方支部。那时候整个湘乡县只恢复了6个支部。除嘉谟镇4个外，还有湘乡的城前与城区两个支部。

抗战时期，双峰境内冲减的地下党支部有东湾、大丰、笔花、山斗冲、四安埠等支部，都在嘉谟镇境内。中共湖南省（工）委迁驻双峰期间，嘉谟镇境内是省（工）委领导的主要活动场地。

解放前夕，至1949年8月，嘉谟镇境内建立了望春、德田、山斗冲、四安埠、乐郊、大丰、梓门桥等7个区委，其中：中共望春区工委，共辖党支部8个，有党员152人；中共德田区工委，辖支部14个，党员361人；中共山斗冲区工委，辖支部2个，党员42人；

中共四安埠区工委，辖支部6个，党员l18人；中共乐郊区工委，辖支部5个，党员92人；中共大丰区工委，辖支部1个，党员20人；中共梓门区工委（辖支部5个，党员107人。除此以外，嘉谟镇境内还有直属湘乡县城区工委的铃山支部。

（三）抗日英雄群像

嘉谟镇在抗战中涌现出众多英雄人物：有双峰抗日名将宋希濂，保障军火供应的钟林，编辑《新华日报》发表数大量抗日文章的彭少澎，长沙会战中指挥部队与日军激战24昼夜的谢代蒸等。还有胡定邦、曹学宣、王中生、曹芳震、胡庆熙、曹金堂、李训煜、王俊恒、向晓初等一大批抗日先烈。抗日将领宋希濂的胞妹宋修严女士，从其兄处打听到前方将士需要过冬寒衣，便在县城发动妇女捐钱捐物，缝制棉衣，慰劳前方。“八·一三”事变后，嘉谟镇一位无名女青年在省城工厂宣传抗日，被捕后绝食抗争，遭日军宪兵司令部酷刑仍坚贞不屈，最终被杀害。其事迹虽未留名，却成为嘉谟镇抗日精神的象征。与此同时，嘉谟镇人民为保护迁驻境内的中共湖南省（工）委机关，一座除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地方武装---湘乡地方兵团

1949年春，县工委书记刘资生，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展蒋管区农村游击战争”的指示，决心在中里的大村、大丰塅一带，再组建一支地方武装，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71军在永丰的所谓“重点防御”。5月17日在大村东湾里召开军事会议，号召地下党员都要带头参加地方的武装部队。6月初，夺取地主及国民党警察所的枪支，建立了100余人的队伍。6月10日，刘资生率部队浩浩荡荡开到了薛家渡刘家祠堂，在这里宣布正式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湘乡分区司令部”，番号叫“起来”。按团级建制，刘资生任司令员兼政委，吴嵩岳任副司令员，王梅奇任副政委。下设一部三处（即政治部、秘书处、参谋处、后勤处），辖两个大队。至8月4日在沙田文甲堂整编时，队伍已扩大到500多人枪。经过整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湘乡分区”改称“湖南人民解放纵队湘乡地方兵团”。下辖三个大队、一个直属中队。调整后的编制及干部名单是：司令员刘资生（兼政委）；副司令员吴嵩岳；副政委王梅奇；成员王立全、王隆发、彭仲葵等。湘乡地方兵团的建立，对牵制国民党军队的兵力，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促进湖南的和平解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结语

嘉谟镇作为湘乡中里地方自治的产物，其名称承载文化理想，辖区体现行政整合智慧，组织构架反映时代变迁，而在大革命农民运动到抗战英烈再到地方武装，则赋予其革命底色。尽管行政建制已消逝，但“嘉谟”二字仍镌刻于地方记忆中，成为研究民国基层治理与革命史的重要案例。

本文作者胡如庄，双峰县作协名誉副主席，娄底市作协会员，湖南散文学会会员，国际中文作协会员。著有散文集《走遍双峰》、历史题材小说《德田游击队》、家族文化读本《桑林胡氏》，人物传记《以学愈愚》，曾国藩研究专著《做官以不要钱为本》；主编作品有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征文集《气壮山河》、留守儿童家书集《你在他乡还好吗》、《双峰县革命老区发展史》，《双峰县人口志》等 ，参与写作的作品有《双峰方言之东扯西绊》、《双峰县志》第二部、《双峰春秋》、《娄底市革命老区发展史》、《娄商史话》、《品读双峰》等。

分享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