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戏剧人生

◉ 陈金瀚（株洲）

题记：谨以此文纪念自己的浮华人生。

一、年少轻狂不识愁

五十二岁这年，日子忽然变得粘稠而缓慢。早晨刮胡子时，镜子里那张脸沟壑纵横，鬓角的白发像是不小心洒落的盐霜。我开始想给这一生结个账。掰着指头算，做了十年讲台上的教书匠，又当了十年报社里的跑腿记者……

这句诗原是堂妹陈子沫多年前送给我的。那时候我不懂，只觉得这句子太过文艺，甚至有些矫情。如今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再品这句诗，竟品出了一嘴的苦涩与回甘。这哪里是诗词，分明是我半生的注脚。

说起陈子沫，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瞬间将我拉回那个灰扑扑却又充满生机的年代。

那是1992年，农历壬申猴年的春节。湖南的冬天湿冷入骨，空气里总是弥漫着煤炉和腊肉混合的气味。那年我正读高三，是整个家族寄予厚望的“种子选手”。我住在学校附近的破旧民房里，整日埋在数理化卷子里，像只蒙眼的驴，只知道围着磨盘转，心里却是一片荒芜。我迷恋那些冷冰冰的公式和定理，觉得只有它们才是这个世界最坚实的依靠，而那些风花雪月的诗词，不过是些无用的呓语。

正月初四，家里来了亲戚。二叔带着一家人从株洲的湖南化工总厂赶来拜年。

也就是在那一天，我见到了脱胎换骨的陈子沫。

她那时还不叫陈子沫，叫陈静。读高中时，大概是嫌“静”字太死板，便自己%名“子沫”。沫者，水之末也，既有水的灵动，又有消散的虚无，这名字透着一股与生俱来的才气和不羁。

那年她才十二岁，刚上初一。在那个普遍营养不良的年代，她显得清瘦伶俐。但她身上最耀眼的不是外貌，而是一种远超年龄的从容与骄傲。饭桌上，大人们还在聊着厂里的福利和物价，她已经捧着一本厚厚的《漱玉词》在读。她并不怕生，反而带着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神态，自比易安居士李清照。

午后的阳光透过家属区斑驳的樟树叶，在地上投下破碎的光影。院子里，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站在石阶上，摇头晃脑地背诵自己七岁时作的那首《七绝·登山》：

“石径林荫日影斜，穿飞鸟雀宿枝丫。
登山游客不知返，绝顶欢呼惊野鸦。”

那一刻，四周仿佛安静了下来。一个七岁的女童，哪来的这般胸襟与气象？父亲听了，直捋着下巴上的胡茬，笑得合不拢嘴，逢人便夸：“我们老陈家出了个才女啊！”

我躲在门后，手里攥 着刚发的模拟考卷子，心里酸溜溜的。那张几乎满分的物理试卷，在这一刻忽然失去了重量。我看着她亮晶晶的眼睛，那里面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芒——那是对文字的虔诚，是对精神世界的狂热。而我呢？我所有的努力，不过是为了将来能找个好工作，摆脱这破旧的厂区。

我那时偏爱理工科的实在，最烦这些油腔滑调的“伪才情”。可看着她那副天真又笃定的模样，我到底没说出刻薄话，只是默默转身，回到那堆满试卷的桌前。那种少年的嫉妒，像一根细小的刺，扎在心底，很多年后都没有完全拔出。

二、文章笔下写风流

高三那年，我几乎是赌着一口气在学习。我告诉自己，我要走出这里，去大城市，去搞科研，去建设四化。我要证明，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数理化才是王道，诗词歌赋填不饱肚子。

后来，我如愿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再后来，我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名教师。站在讲台上，我拿着粉笔书写着牛顿定律和欧拉公式，看着底下学生们迷茫的眼睛，我常常会有一种错觉：我是不是活成了我曾经最想成为的样子？

然而，生活这台戏剧，剧本往往不由主角说了算。

我做了十年教师，我教过成千上万的学生，他们中的很多人确实成了工程师、技术员，在各个工地上挥汗如雨。但我内心深处，那个曾经被堂妹用诗词羞辱过的角落，却总是在深夜隐隐作痛。我开始尝试写东西。起初是写教学论文，后来是写一些杂感，再后来，我竟然开始写小说。 这或许是一种迟来的报复，又或许是一种潜意识的回归。

三十岁那年，我辞去了株洲市信息工程学校的教师岗位，转行去了一家报社当记者。这是我人生中最跌宕起伏的十年。我背着包，穿梭在城市的高楼大厦和乡间的泥泞小道之间。我见过为了拆迁款反目成仇的兄弟，见过在流水线上机械重复的打工妹，见过落马官员的眼泪，也见过街头艺人的欢笑。

我手中的笔，不再书写冰冷的公式，而是记录这滚烫的、复杂的、甚至有些肮脏的人间。我开始理解堂妹当年对文字的热爱。文字是有力量的，它能撕裂伪装，也能缝合伤口。

有一段时间，我和堂妹陈子沫断了联系。听说她考上了北京的名牌大学，后来又读了中国科学院的英语学硕士。听说她去了美国做交换生，回来后成了某公司的独立法人代表。我们在两条平行的轨道上奔跑，我在世俗的泥潭里摸爬滚打，她在精英的云端里指点江山。

直到有一次，我去北京出差，在中央编译出版社的一次新书发布会上，我们再次相遇。

那是一场关于家庭教育译著的发布会。台上坐着的主讲人，正是陈子沫。她穿着一身利落的米色西装，长发挽成一个干练的发髻，谈吐优雅，逻辑严密。大屏幕上打出她的介绍：著名翻译家，代表作《如何说孩子才会听，如何听孩子才会说》。

台下的掌声雷动。我坐在角落里，看着聚光灯下的她，恍若隔世。那个在湖南化工总厂家属区里念诗的小女孩，真的长大了。她没有成为第二个李清照，她成为了她自己——一个在现代商业社会里游刃有余的知识女性。

发布会结束后，我们在后台见面。她认出了我，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哥，”她还是那样爽朗，“还在写吗？”

我点点头，有些局促。比起她的光鲜亮丽，我显得灰头土脸。

“我记得你以前最欣赏郭沫若先生的文章、诗歌、戏剧。”我半开玩笑地说。

她笑了，眼睛弯成了月牙，那里面依然有当年那种明亮的光。“哥，人是会变的。但我一直觉得，你骨子里是有文人气的，你只是把它藏在了理工科的外壳里。”

那天晚上，我们在北京的胡同里散步。她告诉我，无论走多远，她都记得那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她说，这是她对我的期望。

“哥，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我希望你能像苏轼那样，哪怕被贬谪到黄州，也能写出‘大江东去’的豪迈，而不是被困在琐碎的生活里哀叹。”

那一刻，我心中那根刺，终于化了。

三、三湘四水留足迹

回顾我这半生，脚步最密集的地方，莫过于这三湘四水。

做记者的十年，是我的双脚真正丈量这片土地的时候。我跑遍了湖南的十四个地州市，从湘西的崇山峻岭到洞庭湖的浩渺烟波。

我曾在岳阳的渡船上，看着江水浑浊地奔流，想起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我曾在凤凰的吊脚楼里，听着沱江的水声，思考沈从文笔下的翠翠是否还在等待；我曾在韶山的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看着熙熙攘攘的游客，思考历史的宏大与个人的渺小。

那些年，我写了很多报道。有的揭露了黑心矿主的罪恶，有的歌颂了扶贫干部的坚守。我用笔记录着时代的变迁，也记录着自己的衰老。

有一次，我去株洲采访，特意绕道去了趟湖南化工总厂。那里已经改制了，当年的红砖房大多被推倒重建，只剩下家属区门口那棵老樟树，依然郁郁葱葱。

我站在故园的古樟树下，仿佛又看到了1992年的那个下午。七岁的子沫，十二岁的子沫，还有十七岁的我。我们都在各自的剧本里扮演着角色。她是天之骄女，注定要在学术和商界发光发热；而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记录者，在尘埃里捡拾遗珠。

但这三湘四水的足迹，却让我明白了“一蓑烟雨”的真谛。这里的雨季漫长而潮湿，出门总要带一把伞。有时候雨太大，伞也挡不住，那就淋着吧。生活亦是如此。无论是做教师时的清贫，做记者时的奔波，还是后来混迹江湖时的狼狈，都是这漫天烟雨的一部分。

我开始整理我的手稿。那些发黄的剪报，那些未曾发表的小说草稿，那些深夜写在烟盒背面的诗句。我把它们分类、装订。我发现，虽然我自诩理工男，但我的文字里，竟然处处都有湖南的影子。

这里有辣味，有血性，有坚韧，也有一种“耐得烦、霸得蛮”的劲头。这或许就是子沫送我那句诗的另一个含义：无论风雨多大，都要在这片土地上站稳脚跟。

四、瀚海求知书卷轴

五十二岁，我开始变得怀旧。我开始大量地读书，尤其是重读那些年轻时嗤之以鼻的诗词。我读苏轼，读李清照，读杜甫。我忽然发现，原来我最擅长的不是推导公式，而是从文字中捕捉那一抹人性的微光。

堂妹陈子沫送我的那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出自苏轼的《定风波》。如今我才读懂，这首词写于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三年，那是他人生最黑暗的时期。但他却在沙湖道中遇雨时，写下了这样的千古名句。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这是一种怎样的豁达？这是一种向命运缴械投降后的绝地反击。

我想，我这半生，既没有苏轼的旷达，也没有子沫的才情，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我没有写出惊天动地的巨著，没有赚得盆满钵满的财富，甚至没有成为一个多么伟大的父亲或丈夫。

但转念一想，人生本就是一出戏。舞台上有主角，就有配角，就有跑龙套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帝王将相，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只是在演好一个普通人。只要锣鼓敲得响，哪怕只是在台上翻一个跟头，只要那个跟头翻得漂亮，便不算白来这人间一趟。

我开始着手编纂我的文集。我将它命名为《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不仅是一本书，这是我对自己前半生的告别，也是对后半生的期许。书里会收录我写的报道，我写的小说，还有我的一些随笔。我会特别提到1992年的那个春节，提到那个七岁就能作诗的堂妹。

此刻，窗外的雨又淅淅沥沥落下来。北京的秋天很短，雨丝带着凉意，敲打着玻璃。

我铺开宣纸，研墨提笔。墨香在空气中弥漫开来，那是久违的、让人心安的味道。笔尖落下，我写下第一行字。这一次，不再是公式，不再是新闻稿，而是属于我自己的独白：“一蓑烟雨任平生”。

写完这七个字，我长舒了一口气。五十二年的风雨，仿佛都凝聚在这一刻的宁静里。我知道，前面的路还很长，也许还有更大的风雨在等着我。但我不再害怕，也不再嫉妒别人的光环。

因为我知道，我也拥有了自己的舞台。在这出名为“人生”的戏剧里，我既是编剧，也是主演。哪怕台下只有一个观众，我也要把这出戏，唱得荡气回肠。

（丙午孟夏，作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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