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跟母亲学种菜

◉ 陈金瀚（株洲）

题记：
在株洲轴承总厂故居的日子里，偶尔会遇到一些熟悉的邻居阿姨。一天，一位许阿姨（原单位的会计，与我家打对门邻居）笑着对我说，我们家靠着你父母亲当年的接济，才养活了两个孩子。我一听，先是惊讶，尔后回忆起1988年到1992年，原单位的一次生产规模扩建工程，导致原单位职工的生活过得紧巴巴的日子。偶有所思，写下来这篇文章《跟母亲学种菜》，以飨读者。

那是一九八八年的夏天，记忆里满是泥土和汗水的气息。工厂的喇叭每天照例响着号子，可家里的日子却在一分一分地算计着过。父亲刚还清了厂工会的欠款，眉头舒展了些，可眼见着我和弟弟一天天长高，饭桌上的开销也一天天大起来。

就在这时候，父亲和母亲商量着，把居家不远处的那片荒地开出来种菜。那片地紧挨着姑父家的菜地，长满了野蒿和狗尾巴草。父亲下了班，扛着锄头就去除草，母亲安顿好我和弟弟，也赶去帮忙。南方的八月，空气湿热得能拧出水来，父亲的背心湿了干，干了湿，白花花的盐渍一圈套着一圈。

那片荒地硬得很，锄头下去，当的一声弹回来，震得虎口发麻。父亲却不急，一锄一锄地翻，捡出碎石，敲碎土块。母亲跟在后头，把杂草根一根根地拣净。我在旁边看着，觉得新鲜，也伸手去帮忙，没一会儿手上就磨出了水泡。母亲看了心疼，说：“莫急，慢慢来，手嫩，等磨出茧子就好了。”

翻好了土，父亲又开始挖坑。我以为是种菜，他却挖得很深，然后与我一起抬来一口大瓷缸，小心翼翼地放进去。我问母亲这是做什么，母亲说：“蓄水用的。天旱的时候，菜要喝水，光靠自来水哪行。”父亲做事总是想得长远，就像他在厂里搞设备管理一样，先要把基础打牢靠。

农具也一件件添置起来：锄头、铁锹、钉耙、水桶、扁担、粪桶，靠墙根一溜儿排开。父亲还特意给我备了一对小号的水桶，说我既然要学，就得有像样的家什。母亲从抽屉里拿出几个纸包，里面是各种菜籽，她一样样摊开来给我看：“这是小白菜，这是萝卜籽，这是菠菜，这是芹菜……”菜籽小小的，黑黑的，带着一股清淡的草木香。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些不起眼的小颗粒，日后会变成满园的翠绿。

播种那天，我算是正式拜了师。母亲蹲在菜地边，用手在松软的土上划出一道浅浅的沟，然后把菜籽均匀地撒下去。她的手很巧，菜籽从指缝间漏下，疏密有致。“太密了，苗挤苗，长不壮；太稀了，又浪费地。”她一边撒，一边跟我讲。我学着做，可手不听使唤，不是撒成一堆，就是撒成了天女散花。母亲也不恼，把撒坏的地方抹平，重新来过。

种子下了地，母亲用一层薄土轻轻盖上，又铺了些稻草。我问为什么要铺草，她说：“刚种下去的种子怕晒，盖层被子，又遮阴又保湿，好发芽。”她说话总是这样，不急不缓，把道理都揉进家常话里，听着就让人觉得踏实。

那段日子，父亲在厂里忙得脚不沾地。工厂正在大扩编，从四百人扩到一千二百人，父亲从技术科调到了总师办，当了副总工程师，管着研究所、工艺科、设备科、动力科好多个部门。日本专家也来了，带着全自动热处理设备，和父亲在一间办公室办公。父亲开始自学日语和德语，晚上回家，还捧着一本厚厚的词典，嘴里念念有词。后来他又被派去洛阳、哈尔滨的轴承厂考察学习，回来后就力主成立了轴承产品研究所。

工厂的规模眼看着一天大似一天，厂区扩到上万亩，又新建了家属区。可谁也没想到，摊子铺得太大，又赶上国内企业间的三角债，产品积压，货款收不回来。厂里决定把轴承全部转向出口，靠着国家外经委牵头的一个日本政府贷款项目：黑字环流，产品出口到日本，以此偿还贷款。听起来是好事，可出口的价格低得可怜，一套轴承只卖三十到四十美分，扣去生产成本、运费、关税，每套净亏损两元多。

父亲偶尔在家说起这些，语气里有掩饰不住的忧虑。但他说得不多，更多的时候，只是沉默。母亲也不多问，只是把菜地料理得更勤快了。我从父母压低声音的对话里，隐隐约约明白了些：家里的日子，怕是要更难了。

果然，厂里开始推行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机关人员的工资向一线工人倾斜。父亲和母亲每月的工资加起来一百五十多块钱，在那个时候不算少，可物价飞涨，加上一些人情往来、我的学费、一家人的吃穿用度，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菜地，从最初的一点贴补，渐渐变成了家里实实在在的依靠。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跟母亲学种菜，从玩乐变成了正经事。母亲教得仔细，每一步都不马虎。浇水要在早晚，太阳毒的时候浇，水汽蒸腾，反倒伤了菜苗的根；施肥要薄肥勤施，一次施多了，菜苗会被烧死；除草要趁小，等草长了根，就难除了。我一一记在心里，跟在母亲身后，学着做。

最难的活是挖粪坑和沤肥。父亲先在菜地一角挖了一个大坑，又埋进一口大瓷缸，周边用砖石砌好，倒注水泥加固，然后才是盖上木板。母亲把菜叶、杂草、果皮都倒进去，加上水，沤成肥料。那个味道，起初我受不了，捂着鼻子躲得远远的。母亲笑我：“这有什么，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她用粪勺一勺一勺地舀出来，兑上水，挑到菜地里，一瓢一瓢地浇在菜根旁。我学着她的样子，硬着头皮去做，慢慢也就不觉得那么难以忍受了。

绿色的菜苗出土的那些日子，是我最欢喜的时候。嫩嫩的绿芽，顶着两片圆圆的小叶子，从土里钻出来，一排排的，整整齐齐。我每天都跑去看，看它们又长高了多少，又多了几片叶子。母亲在后面锄草，我蹲在前面看，看得出了神。阳光从椿树的枝叶间漏下来，洒在菜地上，斑斑驳驳的。母亲弯腰锄草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很长。

到了收获的时候，菜地里热闹起来。小白菜油亮亮的，萝卜白生生的，菠菜绿得发黑，芹菜亭亭玉立。母亲割菜很有讲究，每样只割大的，留小的继续长。割下来的菜放在水桶里，用井水洗净，一把把扎好。家里吃不完的，母亲就让我和弟弟用小篮子装着，送给左邻右舍。

那时候，邻里之间的关系热络得很。我们送菜过去，人家也不空手回来，有时是一把糖果，有时是几个自家做的糍粑。母亲常说：“菜是自己种的，不值什么钱，送人吃，大家欢喜，我们也高兴。”可我知道，那些菜，是母亲一瓢水一瓢水浇出来的，是父亲一锄头一锄头翻出来的。它不值很多钱，却值很多很多的心血。

日子就这样，在菜地的青黄交替中一天天过去。父亲的日语和德语越说越流利，可他眉间的愁绪也越来越重。日本设备进来了，产品出口了，可亏损的口子却越撕越大。长达四十年的还贷期限，像一座山压在工厂头上，也压在每一个职工家庭的头上。这一切，年少的我还不太懂，只是从父母偶尔流露的神情里，感受到一丝若有若无的沉重。

但母亲从不把愁苦挂在脸上。她总是在菜地里忙碌着，浇完水，直起腰，看着满园的翠绿，脸上是满足的笑。她教我认菜，教我锄草，教我沤肥，教我一切和泥土有关的事情。她从不说什么大道理，可我在她身边，学会了很多很多。

春天种的小白菜收了，就点上豆角和黄瓜；夏天的茄子辣椒下去了，就撒上秋菠菜和萝卜籽；冬天也不让地闲着，种上耐寒的大蒜和菠菜。一年四季，菜地里有的是活，有的是生机。我跟在母亲身后，学会了翻地、播种、浇水、施肥、除草、收割，学会了看天气，学会了辨认各种菜苗和野草，学会了耐心，也学会了和土地说话。

有一回，我一个人独立种了一畦小白菜。从翻地、播种、浇水，到间苗、施肥，全都是自己动手。看着那些小小的菜苗一天天长高、长壮，心里说不出的欢喜。收获那天，我把小白菜一棵棵洗净，码得整整齐齐，端到母亲面前。母亲拿起一棵，左看右看，笑着说：“种得好，比我种的还齐整。”我听了，心里比吃了蜜还甜。父亲晚上回来，吃了那盘小白菜，也难得地露出了笑模样。

后来，我渐渐地明白了，母亲教我的，不只是种菜。她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告诉我：日子虽苦，可只要肯弯腰，肯流汗，土地是不会亏人的。你待它一分好，它还你十分情。这份道理，朴素得就像泥土一样，可它支撑着我们一家人，走过了那段艰难岁月。

许多年过去了，那片菜地早就不在了。工厂也在二〇〇四年政策性破产改制，父母亲先后退了休。可每当我看见菜市场里水灵灵的青菜，或者闻到雨后泥土的气息，就会想起那一畦一畦的翠绿，想起母亲弯腰锄草的背影，想起她手里的菜籽细细地漏进土里，想起她说的那句：“莫急，慢慢来。”

土地无声，母亲却教会了我一生中最珍贵的东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母亲的菜地，种下的不只是青菜萝卜，更是一个少年的坚韧和希望。那些沾着露水的清晨，那些披着晚霞的黄昏，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生命里，怎么也忘不了。

（丙午仲夏，作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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