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我在日本国学习与生活的回忆

◉ 陈金瀚（株洲）

题记：
为了便于与日本国人长期合作与交流，在父亲的授意下，我取了一个自己较为得意的日本名字：大岛光夫一郎。这个名字像一件借来的衣裳，穿在我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传承青年身上，总感觉有些不自在。可是那几年，我就顶着它，在东京的街头走过来，又走过去。我的住处紧挨着东京大学。黄昏时分，法学部的钟声会穿过薄薄的窗纸，落在六叠的榻榻米上。我常常盘腿坐着，听那钟声一下一下地敲，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呼唤。这一切要从大学毕业的1996年说起。

一九九六年，我从湖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大学英语六级。我原本的志向是要去湘西自治区做一名人民教师。大学毕业后，在父母亲强烈要求下，我进入到株洲市轴承总厂。一开始，我就被分配在技术设备科实习。因为父亲是厂里的轴承类行业技术专家，曾经与日本株式会社派驻单位的N位专家一起办公，赢得了美誉度。1994年，年仅四十八岁的他，从总师办申请了病退。说是病退，其实厂里人都知道，那是给年轻人让路。父亲的手艺和责任心，厂领导是认可的。我踏进厂门的那天，车间里的机油味扑面而来，熟悉得像童年。

进厂不久，销售科科长刘重光先生找到了我。他说，厂里要拓展日本市场，需要人手。1988年，株洲市轴承总厂通过国家贷款，与日本国株式会社签约生产轴承，赚取外汇。那是在“黑字环流”国际贷款协议框架下的买卖——我们卖给日本的轴承，协议价不过零点三到零点五美元一套，折合人民币两块四到四块不等。扣除贷款利息，每套净赚两块二。听上去微薄，可年出口四亿套，算下来，全年为国家创汇折合人民币一个亿。这个数字，占当时国内轴承集团总公司出口日本总量的百分之二十。

“四亿套”。我曾在报关单上无数次填写这个数字，却从未真正想象过，那是怎样的分量。

刘科长将我调到了销售部，安排我去专业机构（在上海有一家专业外贸语言培训机构）学日语，学机械类的专业术语。培训时间为六个月，要求考取外贸专修日本语四级。于是我从图纸和卡尺间抬起头，开始一遍遍地念：“ベアリング”——轴承，“許容差”——公差。那些生硬的音节从我的嘴里滚出来，带着湘江边的泥土气。刘科长偶尔路过教室门口，站一会儿，点点头便走了。他的信任是不必言说的。

终于，我接到了派驻日本的通知。飞机降落在成田机场时，透过舷窗，我望见了富士山。它静静地立在那里，顶着一抹白雪，像一个古老的梦，又像一个沉默的预言。

株洲轴承总厂外贸部驻日本办事处的牌子，挂在东京一栋不起眼的楼房里。我成了外贸报关科员，也成了大岛光夫一郎。报关单、发票、装箱单，在我的手中日夜翻飞。白天，我在数字和条款间穿梭；夜晚，我抱着收音机听新闻，一个字一个字地捕捉那些陌生的音节。日语像一条河流，我站在岸边，起初只能看见浮萍，后来渐渐看见了河底的石头。

每逢周末，我就去日本的食铺（类似于国内的粮油店）买来面粉，学做面包和三明治。第一次揉面时，酵母放多了，面团在盆里疯涨，快要溢出来。我手忙脚乱地按着，忽然想起故乡的母亲揉面时的模样。面包出炉了，歪歪扭扭的，边缘烤焦了，但咬下去，麦香充满了整个小小的房间。我坐在窗边一口一口地吃，窗外的东京塔亮起了灯，像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

1998年，国内金融危机开始。日本专家从厂里撤离了，我也接到了调令。厂子开始走下坡路。出口日本的渠道被市外经委封堵，可合同的义务还要继续履行。更致命的是，国内轴承钢材——GR15到18，每吨上浮了百分之四十。出口从盈利变成了亏损。那个曾经年出口四亿套的厂子，开始一点点地沉默下去。

我离开了东京，也脱下了“大岛光夫一郎”这件外衣。走的那天，东京大学的钟声照常响起。我回头望了一眼那栋住过的老楼，忽然明白，有些东西是带不走的，有些东西是甩不掉的。

后来，我常常想起那个自己做的面包——有点焦，有点笨拙，却有着最朴素的麦香。那段岁月也是如此。我们被时代的手轻轻一推，便踏上了一条从未想过的路。而当回首时才发现，那条路上留下的每一个脚印，都开出了花。

后来，我回到湘江边上。如今回忆起在日本东京的（1996年11月-1998年11月）的两年学习与生活，总在某个深夜，听见东京大学的钟声，穿过海，穿过岁月，准时抵达我的记忆深处。

（丙午仲夏，作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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