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诠释诗人的理性和崇高/童小汐

◉ 童小汐（辽宁)

⊙童小汐（华协）

诗并非一种高尚或深奥至极之文学体裁，相反它是诸多如小说、散文、剧本等复杂文学体裁中较为简单的一种文学形式，中国先秦就有诗，于民间就是谣，听起来简单易懂，朗朗上口，人们容易记得住，众口交传，所以传播范围也较为广泛。甚至更远，上古时期就有诗，譬如大禹治水时，禹为治水常年奔波在外，娇妻涂山氏女每日望眼欲穿，期盼禹能回家，如此等了三年之久，仍未见禹归来，历史上说禹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涂山氏女在门外远望，脱口而出：“候人兮，猗！ ”——等候我所盼望的人啊！这恐怕就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首新诗了。

随着时代的变革，西方诗学无疑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和成长起到了巨大的催化作用，现代诗人队伍之崛起，掀起巨大新诗热潮，此况前所之未有，对于新诗的创作形式亦出现多彩多样，眼花缭乱。在此过程中，难免也出现一类走火入魔者，研究所谓诗之论，以图别出心裁，甚至故弄玄虚，把诗歌创作如此简单的事情突然变得复杂起来，云如何隐之，如何喻之，又如何拟讬之……又将美学与哲学等等各种学掺和内里，不一而足，一首诗被写得云里雾里，不明所以，以至于原本写诗很好的人突然有一天竟不知如何写诗了。

如此说来倒似小看那些所谓的著名诗人了，单从文本来看，何止只是诗人，同样还是美学家、哲学家、理学家、思想家吗？说出这样的话，我不禁替彼尴尬。诗和其他文学体裁一样，叙事、咏物言志等，总得要告诉读者你想表达什么，就是这么简单，一首诗非要搞诸多名堂，写得矫揉造作，玩深沉，玩高明，最终玩的都是虚荣和落寞。

当然，西方诗学亦并非无可取之处，诗人在写作时希望更深邃地隐匿自己的社会倾向性，使用暗喻、隐喻等修辞手法也不是不可以，但我所担忧的是这种刻意隐蔽的倾向性，所有读者都能看得懂吗？相较“直白的倾向性”，是不是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所以者何？不论诗写得多深沉，甚至读来晦涩难解，或读来言简意赅，朗朗上口，最终皆在读者意底一见分晓，读者看不懂，你写得东西再深奥亦不直一文。

偶一次审稿中，读到国际华文作家协会作者张谦的诗歌作品，毫不夸张地说，又一次让我眼前一亮。我从他诸多诗歌作品中精选出十二首，简单谈谈的我的看法。对于张谦本人我并不熟悉，了解一下他是在华协塞北分会任副会长一职，再看他在海西文学网的主页，并无一篇作品被编辑推荐，就此事我专门找来总编办公室主任张素素过问一番，心中感叹，险些埋没我华协一位好诗人矣!因出此言，是张谦诗歌作品让我再一次看到诗之品质及本质，其实华协有一批优秀的诗人，称得上是真正的诗人，张谦就是其中之一。

张谦的诗浅显易懂，且具备一定现代诗学的底子。很多初入诗坛的诗人，看似有文学修养，或许为了让自己更像一个诗人，把这种初始的文学修养破坏了，刻意去模仿所谓的著名诗人的风格，把自己想成另一个海子、顾城等等，甚至刻意把自己妆扮成诗坛的伯爵和骑士，一身虚假的“贵族气质”，想必来自于虚假的“贵族意识”。而张谦的诗歌作品让我看到他其实告别了这种刻意的“修养”，唯忠实于自身的坚实以及粗砺，他的诗直抒自然之个体生命的体验，让他进入一种纯粹的、真正的拥有自己个性特征的诗之语感。诗人极端个性化的声音，倾向于内心直觉，将他的情感和思想深入到现实中每一个人，如此他的诗在我看来就有了相当普遍的意义。

诗歌是艺术，艺术就要体现出某种价值观，不论何种价值观，它的背后所树立的必定是一种人格精神。诗以何为贵？让读者乐于称道的正是一首诗给予的人格精神，并印象深刻。

“俗世质问沙漠/何苦自甘贫脊/却不用妹妹的钻石泪开发翠绿/沙漠不语/以哥哥般的笑容示意/可我舍不得让她哭啊……”（张谦《沙漠胡杨》）看似都是日常事务和日常用语，或是对世界象征性、寓言式的摆弄，犹如生活本身就是对历史的重写一样：“胡杨默不做声/用三千年不腐的满足回应/就这样静守/幸福……就这么唯美。”诗意随语境而变，诗之语言特点，相较诗之题材特点来，两者同样重要，这就是语言的生命力——它来自于语言之生命意识，而作品的“现代感”却是对主体生命之“现代投入”。大漠中的胡杨，千年不变，不腐不败，对爱情或信念始终坚贞如一，而真正的幸福也莫过于如此了，也只有确信生命的饱满和真实，才会秉持这种充满信心和无所畏惧的诗性之灵、诗性之魂，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语言和艺术表现形式，且能游刃有余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

何谓时之语感？其实很好理解，即对诗语所具有的敏锐之感觉。它既指见字听声，亦指通过想象以达听声类形，通过知识之心理及思辨活动扩而广之，引申诗意：“跌落一滩坑洼的月光/悄悄/收容游荡于沙漠的疲惫/心情夹在指尖/缓缓点燃/萦绕你的包容/如月儿在水里徜徉/沙漠绵延/起伏焦灼/被你温暖声音降解成一线绿洲……”（张谦《亲爱的人》）月光跌落无声似有声，将心情加在指间是一种什么声音？点燃是可想象和触摸的，被包容所萦绕是一种超然豁达的感受。诗最忌讳偏重叙述性语言，太过线性展开会伤害诗的美感，而从张谦这首《亲爱的人》，让读者想象和感受到一种空灵的意境和美感，富有层面之深入和意象之点染，既看不到粗陋，也感觉不到丝毫平白和直露。

诗之二大忌乃是“轰击”之多，“滲透”之少，丧失了诗语特具之音乐性，有很多诗人的诗看上去修辞多样性，语言组织能力高超，实则毫无内质可言，自己跌落进“一次性消费”的陷阱且浑然不觉，对诗而言，这种失误和偏移是最本质性的。世界上很多著名的诗作，史诗级的宏大著作，能够流芳百世，并非它的语言有多么深奥，有多么复杂，而是诗中所蕴含的精神特质，为何能够被人们记住并称颂，主要原因还是它实际上是超越了叙述之意义，而让每一句文字都有了福音般的力量，直击人心——能够洞彻苦难和幸福之必然。

“上帝/从不把完美赐给任何人/旋律弥漫着忧伤/我明白/拨弄旋律的你和我一样/把只有我知道的那抹风景……/说不出口的那份凄苦/情不自禁和泪……”（张谦《亲爱的人》）诗人对爱与幸福之感受，是透过单纯之意象结构来完成的，读之使人置身于温暖空间，一种温情聚拢蔓延，由此幻化出人与自然共存之和谐。上帝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月光和水流，以及荡漾在沙漠里那种温暖的声音都是上帝赐予天地万物的美妙旋律，如何拨弄，再与各人各物的认知和感悟，而每个人对生命的体悟都有不同，眼中是何种风景，也只有各人知道，有一种凄苦说不清道不明，但情不自禁是最真实的反应，眼泪掩盖不住真相。

从这首诗独白的意象世界可看出，诗人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想象色彩，读者看后，会不由地疑心，或者作者经历过什么不幸，才会有如此纯美的情感写照，但事实上是，对于苦难，“乌托邦”恰是容易被人所忽略之切身体验，一首好诗多少该有一点难以捉摸的情绪意象，否则诗之意义深度将被大打折扣，对于一位真正的诗人来说，精神王国和艺术理想乃是他的全部，并和谐而完美地扎根于内心，每一个文字都要诠释诗人的理性和崇高。

我并不反对那种修辞和语言复杂的诗，但不论如何写，如何去组装语言，但有一件事始终是来自灵魂的人，这件事机器人办不到，电脑办不到，因为电脑和机器人即使有多么高明，它也是个没有灵魂的物什，关乎精神和灵魂层面的事物，也只有人才可以办到，所以不论如何写，都要记住自己与时代的关系，你究竟想说什么？想表达什么？你想表达的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你可以写追慕古典与道德精神化纯诗之美感，你也可以坚持平和直抒之亮色，甚至可以追求悲观主义和理想主义，不论你写什么，风格是包容或超然的，喜悦或悲伤的，都要浸染并秉持一种对道德本位之呼唤，这应该是真正的诗人所必须恪守的宗旨。

张谦还有几首短诗，也同样精彩，说到精彩具体在哪里，我认为他的短诗有一种意境上的朦胧美。诸如艺术手法之朦胧，古往今来的诗人都有广泛应用，如韩愈“天街小雨涧如酥，草色遙看近却无”之句；李白“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之句；素少游“雾失楼台月迷浅渡，桃源望断无寻处”之句……等等，此即境界之朦胧。如“落日将影子压成一根断弦……/根根银发/都伸向儿女的归途……”（张谦《守望》）法国“象征派”诗人拉法尔美曾说：“诗是谜语”，这也就有了诗歌修辞学中所谓之暗喻、隐喻手法。

美国爱伦·坡可谓是“现代派”之远祖，他的一首《乌雅》百年来被人津津乐道，众说纷纭。其实，不论现代派还是象征派，他们的诗，最大特点即是把夸大的破碎形象，再进行一次偶然的拼凑，这种追求繁冗修饰和浮表象征，将空茫的意象无节制地使用到了极点，实则这些内容都没有什么力量感，反而比较苍白和空虛的，当然也有內容不空虛的，而且也能够实在地“点题”，诗句亦优美，但是这种具有生命力的现代派诗非常少见。

真诚地表露是张谦诗歌作品的又一个优点。从现代诗学来看，大部分学者普遍认为诗应该藏而不露，蕴藉含蓄，但这无疑是偏激的理论。诗歌直白表露到底好不好？所谓“情到深处自然浓”，当内心情感无法自己，如梁启超所言：“一烧烧到‘白热度’便一毫不隐瞒，一毫修饰，照那感情的原样子，进裂到字句上。”(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这种情况下，一种美好的情感，当宜直率表露方可见情之真、意之灼。

“黑夜淹没西边的孤城/作陪镂空阴影/碎念/成了漫天繁星/用没有温度的光，为你照明” （张谦《听闻远方有你》）不论露、藏、暗、明，只要诗人还愿意真实地反映生活，即使表现形式不拘一格，或别开生面，依然能够脍炙人口，令人喜爱。《文心雕龙》：“句中无其辞，句外有其意”,“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所言即此，“隐以复意为工”、“文外之重旨”，其所指乃是言外含蓄之意义，所谓“复意”，即其意两重，一为字面，一为言外，所谓皆是诗以含蓄为好，但并非是诗句晦涩含糊，并非故意使人读不懂，宛若猜谜。从“有尽之言”到“不尽之意”以图余意显像、显性、显明，以达不言而喻之效矣。

《听闻远方有你》这首诗语言质朴，乃以意取胜，诗人通过描述孤城之落寞，星空之暗黑，表达思念之苦，而碎念一如繁星，即使星光没有温暖，但也为你照明。如我师北野先生的一句歌词：“不论你在何方，我们共有一个月亮……”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李白：“众乌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先摒除众乌，踪迹不留，又干脆抹去山头一缕闲云，如此还有何景可观呢？而点睛之笔就在末两句，使人顿悟，此山如人，有其精神、感情和性格，敬亭山此处就好比诗人之知己好友，吟此佳句，犹如敬亭山乃大家朋友也。艺术当明白如画，分外朴实，若能达到触手可摸之境，才叫艺术上的成功。

诗与情志不分家，为什么会有诗？因为当人们觉得泛泛之语已不能直抒胸臆时，诗就产生了。诗之基本特征乃是抒情性，这便是诗的艺术生命，有道是“好诗如画”，实则是否是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读者想象和感受的这幅画是否能够引起情感共鸣。

诗之精练，在于其表现形式的跳跃性，诗语亦因此断断续续，如音乐，如舞蹈：“独一且无二 /特别珍贵，稀少/哦 ，美到没有朋友/这滋味……”（张谦《孤品》）如李白之“古来圣贤皆寂寞”。这首诗最大的特点就是平铺直叙，而把思考留给读者。我再举一例：“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埋葬……”（臧克家《三代》），这首诗无比直白平实，写三代命运，省略去许多关联和细节，亦隐去许多判断和阐发，诗人剩下的东西留给读者自己去感悟和联想。

诗贵在诗思。诗思之广，非一言可括囊，其中有浑厚雄壮的，即诗思意象雄岡浑成，造就竟境；亦有低暗压抑的，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景象，其中不乏诗句突然顿住，将人之心情捽拽收缩至一个毫无回旋余地的、静态的物象或意象上面，忽而又将激昂奔腾之思绪打开，一泻千里，使诗人之诗于起伏中抒发思索与忧患。

诗人要有基本的哲理意识，人生悟道之智慧之光，莫过于哲理，此为人类成熟之标志，诗人们常将自己的智慧以及对人生之悟道，通过塑造艺术形象，并用运形象思维来表达出来，以启迪人的思想，凡哲理之诗多为真知灼见，表现诗人过人之勇气与敏锐。如："叶子无限向往着天空和自由/执着到由绿至枯黄/依旧享受，潇洒淡然无依的悽美"(张谦《风》)何谓哲理？也并不高深，哲理就是告诉我们，世界就是平平淡淡、自自然然的样子，你其实不必太在意。张谦的《风》说的就是一个自然的哲理，生命的力量无法估量，即使一片叶子它也向往天空和自由，哪怕历经春夏秋冬，对生命的发展来说这个过程是一种享受，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就如叶子般潇洒和淡然，尽管无依无靠，也是生命凄美的壮丽。

诗人不能没有情绪，而诗之贵，还在有时候反映出的个性情绪。妆物造境、绘景画象，于诗而言，固乃不易，然而若于诗中回荡或捕捉到一种情绪尤为难矣。如“漫卷诗书喜欲狂”之句，何等耐读，不愧为精品、上品。

其实进入诗歌的题材，并非有意抓取涉猎而来，它是经过诗人生命时而被诗人之生命接纳，由此发生灵感，继而提取人物和事物。在诗人心里，万物与自己生命之过程息息相关，所以诗便有了具体的写作主体，有了这个主体，才能创造具体个人化的情境和语境。诗人向人们叙说感恩，或者歌唱，无论亲朋好友还是阳光大海，甚至花花草草都能赋以其真善美，而毫不留情地抹去伤害人的和黑暗的部分，读之令人心怡神悦，情潮涌动。不论父爱还是母爱、还是手足朋友之情等至情，既以平实之方式流露出来，又在特定之诗语情境里绽出理想和人性之花朵：“斜阳犁开云彩/麦穗/头向左示意风的方向/快乐飞奔/妈妈、晚餐”（张谦《快乐飞起来》）诗之题材得力于诗人自觉选择与他人迥异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得力于诗人思维结构和个人经验在自己时代的生活和思想的积淀。

当然诗歌不单只是一个“思维结构”的问题，也绝非“写作方法”的问题。对于诗人而言，一切都决定于观察到和感受的人和事物，这决定于诗人对人物和事物的深刻理解和体验。这就说，一首诗的写作之初，并不应该是先有结构，而我们时代的很多诗人都犯过这样的毛病，内容还没想好，就试图先酝酿出一个惊世核俗、别出新裁的结构来，然后再絺章绘句，填充诗的内容，纯粹把写作当成了文字游戏，这岂不是笑话吗？岂不知，只要作者对人和事物有了深刻之体验，并能够找到表述这种生命体验之途径，所谓的结构方式，不是就自然而出现了吗？

一个真正的诗人，一定要先把内心深处那种自负和傲慢一点点地剔除出去，把干扰心境的纷扰都清扫干净，只有虚心以待才能充实最美好的东西。诗歌与生命一体毗连，于生活中艰难而匆促地聚拢，又于生活中优雅而温柔地展开。

诗是要有诗性的，诗人要时时刻刻注视世界这个母体，才能使诗语散发出思辨韵味和直觉之美。人们复杂沉重的生活于诗中终将化为鼓舞人心之影像，诗人就是要有能力将心灵穿透现实生活，即使在迷离痛苦中，也要有能力具体而亲切翱翔于自己的时空。

2023年12月14日笔於德令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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