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城樵子：论欲望与间歇性自律的终极命题（删减版）

◉ 海城樵子（贵州)

——于我的2023年农历公历在一天的双生日正月十五作

为什么会总是渴望那些得不到的？为什么在欲望与道德、疯狂之间总是隔着一道道的墙，也许是萨特的“墙”，那充满恶心的墙。

我们这一代人死去，那么下一代人也会接替上来。在如果不考虑外因条件下，生命的“永恒”的（这里不是宣扬形而上学思想，以及变与不变的谈论）。死去的我们会得到欲望吗？很肯定的是，我们无法确定。但是从宗教意义上，“灵魂猎场”、“天国”、“地狱”等这些不可名而名之的一切。总是在束缚着我们的思想。

道德从何来？欲望从何来？往往总是这两大“疯子式”的对抗，让我们空虚、恐惧、战栗！

“丑恶”的，“难以启齿”的东西甚至被国家以“性解放”的名义，疯狂地发展性产业。比如西欧之于德国、荷兰（红灯区，阿姆斯特丹），东欧之于捷克。假设是真正的性解放，那么没有优势之于捷克，为什么还要在其情色视频里总是以早年东欧的颓境来博得众位看官的同情（捷克与斯伐洛克原来是一个国家，后来东欧剧变，这个东欧国家捷克斯伐洛克分成两半了。）？

以国家考虑到自身。从大到小地分析我们“间歇性自律”与欲望的本质性命题。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吃喝拉撒，如果少一样便是极为痛苦。这里我不赞同弗洛伊德的“口腔期”之类的行为推断。就像他以一个寓言抽象地介绍“乱伦”背后的恋母情结，仇父情结。如果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是个脑瘫，那么他的行为多半局限于吃喝拉撒了。而我们从小的羞耻观，要么是来源于父母、要么是来源于教育。

恰如其分地说，这是建立在逐渐认知基础上的欲望的好奇，我认为人的欲望建立与两个阶段“纯粹理性”期、“实践理性”期。

当然这两个阶段首先不是独立的，就像我定义儿童时期主要是“实践理性”期，因为，儿童的思想还没有完全形成，大多数是尝试。后来又由父母的早期干涉，规劝，“扼杀在摇篮里”，所以那时候的孩子基本上没有更多的“纯粹理性”（也不乏早熟的人）。

后来人们发现可以从性交中获取快乐，自发地解决压力（我同样也认为多半是解放压力，寻求刺激着多半局限于而立之年的对于性伴侣的好奇与婚嫁之年对于对方的鄙视）。我们总是觉得初恋、情人、妻子有着不一祥的感觉，其实也总是一种欲望性的悲哀罢了。我们的“自律”是后来道德“纯粹理性”的一部分，在远古那个性滥交时代是完全战胜的、而在如今也神“深受其害”。但是我们也好像《论自愿为奴》里的奴隶，因为某种价值观（哲学范畴）的束缚，强烈地实行禁欲望。而这层禁欲望，难道不是也在心理、生理上深受其害才做出的折中选择（古代宰相都会对君王说出一个功利性思想“骄奢淫逸”会亡国；八国联军侵华时候在老北京里乱搞女人，结果最后药坊里把阳具露出，一家一家地找。而且在古代成婚早，死的也早，五十好几都称自己是晚年了）。

当然，秘而不宣或者出于政治原因、或者出于科技原因，把一类“阳痿”者，纵欲而死者明之为“快活死”，更何况在古代科技称之为“淫技”。这里我不是倾向于那个（法国福柯更加倾向于政治性问题）。

欲望也有更好利用者！比如将之利用于自律，而且，时间长了会变成长期性自律。说一千，道一万，欲望对于没有利用好的人来说，等于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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