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群众语言与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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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语言与文学创作
文/醉墨
题记:
曾记得我在“鲁艺”作家班进修时,老师讲过一堂“关于群众语言与文学创作”课,赢得在座学员满堂彩,今有学员问及这个话题,偶得到一些切身体会,写了这篇文章,以飨读者。
“群众语言是文学创作活的灵魂 ”。谈及这个话题,令我想起在乡镇的茶馆里见过的那些没有名字的“说书人”。在夏夜的打谷场上,冬日的炉火旁边,他们不靠华丽的辞藻,只凭最朴素的乡音,就能让听者或屏息凝神,或哄堂大笑。他们形容一个人着急,不说“心急如焚”,而说“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描绘天色将晚,不说“暮色四合”,而说“天擦黑了,乌鸦都回了窝”。这些话语,带着泥土的乡间气息,带着农村生活的温度,像刚出笼的杭州小笼包,热腾腾,软乎乎,一下子就能落到人的心坎里去。这便是群众语言的感染力。
文学创作,一旦离了群众语言的源头活水,便容易成为失去灵魂的浪花,美则美矣,却没有生命。古往今来,真正伟大的作品,骨子里都流淌着群众语言的血液。试看《诗经》中的“风”,哪一首不是先民在田野巷陌间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其声调之自然,情感之真挚,千年以下,犹在耳边。杜甫的诗,之所以被誉为“诗史”,正因其能“以俗为雅”,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沉痛而直白的现实对比纳入诗行,其力量远胜于无数雕琢的哀吟。更不用说《水浒传》里那些好汉们的快人快语,《红楼梦》中刘姥姥进大观园时那满纸的鲜活与机趣,正是这些从生活最深处采撷而来的语言,铸就了文学不朽的筋骨。
然而,提倡运用群众语言,绝非意味着机械地照搬生活中的俚言俗语。群众语言之于文学,如同稻谷之于美酒,需要一番淘洗、发酵、蒸馏的功夫。鲁迅先生是运用白话的大师,他笔下的阿Q、祥林嫂,其语言何等鲜活,但那份鲜活,是经过深刻思想锤炼后的精粹,既保留了口语的生动,又赋予了它批判的锋芒。老舍先生写北京城与北京人,满纸的京腔京韵,但那韵味是提炼过的,去除了渣滓,只留下醇厚的精华。这便是“深入”之后“高出”的功夫。群众的语言,好比山间的矿石,文学家的任务,便是将它们采掘出来,投入熔炉,锻造成精纯的金属,方能铸成传世的鼎彝。
我常常感到,我们今日的某些创作,有时是过于“精致”了。词句固然漂亮,技巧固然圆熟,却总像隔着一层玻璃看风景,清晰是清晰,却触摸不到风雨的凉热,闻不到泥土的腥香。这或许是因我们伏案太久,离那语言生生不息的源头——广阔的生活与劳动的群众——有些远了。语言是需要“接地气”的,如同树需要根须扎入深土,才能枝繁叶茂。
由此看来,文学创作最美的境界,或许是让深刻的思考与精妙的艺术,穿上群众语言这件最寻常不过的布衣。洗净铅华,返璞归真,那布衣的经纬之间,反而能映照出最广阔的人生和最深挚的情感。当文学的笔触能如此贴近大地的心跳时,它所谱写出的乐章,便不仅能回荡在书斋雅室,也一定能飘进那夏夜的打谷场、冬日的火炉边,成为新的、活在我们民族血脉中的声音。那声音,将是最有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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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核心论点——“群众语言是文学创作活的灵魂”——十分鲜明且具有根本性。作者并未停留在空泛的口号上,而是通过生动的场景(乡镇说书人)和扎实的文学典故(从《诗经》到鲁迅、老舍),有力地论证了群众语言是文学生命力与感染力的源泉。更可贵的是,文章辩证地指出,运用群众语言绝非简单照搬,而是需要一番“淘洗、发酵、蒸馏”的功夫,这体现了作者对文学创作规律深刻的理解,避免了论述的片面性。
谢谢王老师的点评鼓励,感恩有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