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回忆我的小学数学老师潘太景先生

◉ 金瀚（湘潭)

回忆我的小学数学老师潘太景先生
文/陈金瀚
题记：
今天，我回到了母校株洲市曙光小学，回想到四十二年前，1984年春，刚从乡下过完年，父亲就急忙为我办好了转学手续，从湘潭县荷花小学转学至株洲市曙光小学的光影，令我回忆起我的小学数学老师潘太景先生。

二月的东风穿过学校走廊，在办公室的门框上斜斜地切出一块亮堂堂的光斑。父亲粗糙的大手紧紧攥着我的手腕，手心里有汗，湿漉漉、黏糊糊的。我缩在他身后，怯生生地探头，望见一位女老师坐在办公桌前，正低头批改着什么。她听见动静，抬起头，圆脸上架一副琥珀色的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弯弯的，像月牙。那是潘太景先生，一九八四年，她刚好四十一岁，而我，一个刚从湘潭县荷花小学转来的乡里娃，正呆头呆脑地撞进她的目光里。

“新同学，老师来考考你。”她的声音响亮，带着一种好听的宁乡话，“一道口算题：二十五，加上一百除以五，等于多少？”

父亲的手在我腕上紧了紧。办公室里安静极了，只有老式挂钟的秒针在“滴哒滴哒”地溜走。我的脑子木木的，像被秋露打湿的草梗。先除后加，规矩我是懂的。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巴巴地飘出来：“四十五。”

几乎是同时，我感觉到父亲的手指，急切地在我手心里戳了两下，画着“25”这个数字。我立刻明白了，心里一慌，脸便烧了起来。父亲是怕我丢了人。可这细微的动作，哪里逃得过讲台上历练了二十年的眼睛？潘老师忽然“噗嗤”一声笑了出来，那笑声很亮，像敲响了一面小小的铜锣。她看看我涨红的脸，又看看父亲局促不安的样子，眼睛里的月牙儿更弯了：“好娃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儿子比老子聪明！”她把“青出于蓝”几个字咬得特别清晰，像在品味一颗糖。这话既点破了父亲的“小动作”，却又说得那般宽厚、轻快，甚至带着赞许。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被这笑声一下荡开了，阳光都显得松快了许多。

她转向我，笑眯眯地问：“你到我班上来，做我的学生，愿意不？”

父亲愣住了，随即是巨大的释然，那是一种石头落地的神情。在那个年代，从乡下转到城里读书，就像小舟要挤进大江，光是落了户口还不够，非得有班主任这只“锚”肯抛下来，才算真正靠了岸。他赶忙拉我，声音里带着庄稼人朴素的、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激：“娃，快，给老师磕头，谢谢老师收留！”

磕头是乡下最隆重的礼节。我慌慌张张地，便要往下跪。潘老师却更快一步，从椅子上起身，一把扶住我的胳膊。“不兴这个，不兴这个！”她连声说，手很有力，也很温暖。我顺势站直了，恭恭敬敬地，向她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用尽力气大声说：“谢谢老师收留我！我一定认真学习，力争上游！”

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说出“力争上游”这个词，或许是课本里的，或许是父亲教的。潘老师听罢，眼睛倏地亮了，那亮光里有一种真切的欢喜，像发现了田埂边一株倔强而笔直的小苗。她拉过我的手，我的手上还有泥巴的痕迹，指甲缝也不甚干净。她用食指，在我小小的、摊开的掌心，一笔一划地写：“点，点，点，撇，横，竖，撇，捺……我姓潘。”那指尖的温度，透过皮肤，痒痒的，一直传到心里去。“今后，你就叫我潘老师。”她写完了，将我的手轻轻合拢，好像把这个姓氏交给了我保管。

交接手续异常顺利。她领着我去见原来的数学老师谢治学先生，两位老师低声交谈着，翻看着我的转学材料。末了，潘老师拍拍我的肩：“行啦，跟我去班上。”那一刻，我回头看了一眼办公室，父亲还站在原地，搓着手，咧着嘴，朝我用力地点头。阳光从背后涌来，把他矮壮的身影投在地上，拉得很长。我知道，我终于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课桌。

我跟潘老师在班级里学习数学的日子，是明澈而坚实的。她讲课，总能把那些抽象的“和差倍分”、“鸡兔同笼”，变成教室里活生生的场景。她有一块大三角板，木头的，边角已被岁月磨得圆润光滑。她用那三角板的直角边，“嗒”一声敲在黑板上，说：“看牢，这里就是规矩，不能斜。”我于是便记住了，做数学，先乘除后加减，是规矩；做几何，横平竖直，也是规矩。这规矩，和父亲在田里告诉我“秧苗要插得直，将来才长得好”，竟是一样的道理。

她似乎总记得我那次“四十五”的回答。后来每每讲到运算顺序，她总会不经意地看我一眼，嘴角含着那丝月牙似的、了然的笑。那笑里没有责备，倒像一种默契的提醒。我便红了脸，心里却暖暖的，背脊挺得更直些。她知道我的底子薄，课后常把我叫到办公室，不单是“开小灶”，跟我讲解“奥数”和“鸡兔同笼”等趣味数学题。总是关心地问我在新学校习不习惯，和同学玩不玩得到一块儿去。她的办公桌上，除了作业本，总放着一个玻璃杯，里面泡着清香的茉莉花茶。那香气混着粉笔灰的味道，成了我童年记忆里，关于“知识”与“关怀”最具体的注解。

许多年以后，我也成长为一名人民教师，曾经去住在田心村金桂小区的潘老师家，跟她讲述读中学和大学的故事，她听得十分认真，并鼓励我，要谦虚向学，向学校的资深任课老师学习。偶尔我会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驻足，眼前竟会忽然浮现出那年春天，我刚从湘潭县菏花小学转学至株洲市曙光小学，那个写在掌心的“潘”字，和那句敞亮声音的“儿子比老子聪明”。

前些日子，我得知潘老师已八十二岁高龄，身体依旧硬朗。算起来，她是一九四三年生人，比我的父亲还年长三岁。我忽然很想念她，想念那块圆润的三角板，想念那茉莉花茶淡雅的淡香。我甚至无端地揣测，当她如今在夕阳里，戴上老花镜，翻看旧相册时，是否还会记得一九八四年秋天，那个答出“四十五”的憨傻的转学生？

我想，她大概是记得的。就像我记得她一样。有些相遇，因一点可爱的“错误”而开始，却用一生去证明，那最初看似偏差的答案里，早已蕴藏了命运最温暖的逻辑与最深切的善意。那个写在手心的姓氏，终究是长进了我的生命里，成为我最初关于“规矩”与“宽厚”的全部理解。

(2026年元月21日，作于株洲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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