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汤文来小小说《荒诞》

◉ 蒲耀茂（四川广安)

村里有口古井，但凡有人靠近，井水就会映出来人的死期。
村民们从此绕道而行，唯独井边多了个卖香烛的老头。
老头也不看井，只向来人收钱：“烧炷香吧，看了难受，不看也难受。”
我问他：“你信这个？”
他笑笑：“我不信，但他们都信。”
后来井被填了，老头去了镇上。
有人在医院门口见过他，还是在卖香烛。

我们村西边有口井，井沿是青灰色的石头，磨得发亮。

这井打了多少年没人知道，我爷爷小时候它就在那儿。井水清，甜，夏天打上来能照见人影。村里人喝了百来年，没出过事。

后来出了事。

先是王有根的老娘。那老太太八十多了，眼神不好，去井边打水，往井里一探头，当场瘫在地上。别人把她扶起来，问看见了什么，她不说话，只是抖。

三天后她死了。

接着是李德发的儿子。半大孩子，淘气，趴在井沿上往里瞅，瞅完脸色刷白，跑回家蒙着被子躺了一天一夜。他爹问他怎么了，他说井里有字，写着他二十岁。

那孩子今年十九，去年冬天骑车掉沟里，没救过来。

这种事一多，井的名声就坏了。没人再敢去打水，井圈里落满了叶子，井绳也朽断了。村里人绕着走，宁可多走二里地去河滩挑水。

可井边反倒热闹起来。

不知道谁先起的头，开始有人在井边烧香。烧给谁，不知道，反正烧。后来烧香的人多了，井边那块地硬是踩出一条小路。

老头是什么时候来的，我说不准。

只记得有天早上，井边多了个板凳，板凳上坐着个老头，面前摆着个小木箱，木箱里码着整整齐齐的香烛。

他收钱。一炷香五毛，一对蜡烛一块二。

我那时在镇上念中学，周末回家路过井边，常看见他。老头穿灰布褂子，袖口磨破了，也不补，就那么敞着。他从来不往井里看，有人来买香，他就伸手接钱，递香，说一声“烧吧”。

也不说别的。

有一回我站那儿看了半天，忍不住问他：“大爷，你信这个？”

他抬头看我一眼，眼皮耷拉着，眼珠浑浊。

“我不信，”他说，“但他们都信。”

他把香烛重新码齐，又说：“看了难受，不看也难受。烧炷香，就是个交代。”

我那时年轻，不懂什么叫“不看也难受”。我只觉得这些烧香的人傻。井水又不是镜子，就算能照出什么，那也是水汽、是光、是自己吓自己。

可烧香的人还是络绎不绝。

刘瘸子来烧过香。他年轻时在窑上砸断了腿，瘸了二十年，老婆也跑了，一个人拉扯大三个孩子。他来井边烧香，烧完蹲在井沿上抽烟，抽完把烟头碾灭，揣进兜里。

有人问他看见什么了，他摆摆手，没说话。

三个月后刘瘸子死了，肺上的毛病。

赵寡妇也来烧过。她男人死在煤窑里，一个人种三亩地，把儿子供到县中念书。她烧香不为自己，是替儿子烧的。烧完还要在井边坐一会儿，也不看井，就看远处的山。

后来她儿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毕业留在城里，把她接走了。走之前她又来烧了一回香，烧完给老头鞠了个躬。

老头也没躲，受了。

有一年冬天，上头来人，说这井有安全隐患，怕小孩掉进去，要填。

村里没人反对，也没人赞成。大家就那么看着，看着拖拉机轰隆隆开过来，拉来几车碎石头、烂砖头、工地上的废渣土。

填井那天我在场。

老头还坐在那儿，香烛已经卖完了，木箱空着，他也不收摊。有人劝他走，他摆摆手。

拖拉机手是个外村人，不知道这井的来历，一铲斗土倒下去，井口冒出一股白气，像喘了最后一口气。

再倒，白气没了。

填到一半，有个女人跑过来，喊着“等一等”。

她是从镇上赶来的，骑自行车骑了一身汗。她从兜里摸出十块钱，塞给老头：“给我拿对蜡烛。”

老头看她一眼：“井快没了。”

女人说：“没了也要烧。”

老头把蜡烛递给她。女人没处插，就把蜡烛立在井边那块青石上，划了三根火柴才点着。火苗很小，风一吹就要灭，她用手拢着，拢了很久。

后来蜡烛烧完了，井也填平了。

老头搬去了镇上。

有人说他在医院门口摆摊，还是卖香烛。我去看过一回，是真的。人民医院大门斜对面，他坐在小马扎上，面前一个纸箱子，香烛码得整整齐齐。

医院门口卖香烛的不止他一个。有卖水果的，卖花的，卖牛奶鸡蛋的，都挤在门边那条窄窄的人行道上。老头混在里面，并不显眼。

生意比在村里好。买香的人多，买完也不解释，揣进兜里就进医院大门。

我站那儿看了半天，老头认出我了，点点头。

“井填了，”他说，“但人还是难受。”

我在他旁边蹲下来。

“那您看出来没有，”我问他，“到底是井真的灵，还是人自己吓自己？”

老头没回答。他从纸箱里拿出两截蜡烛头，并排放着，用手把烛芯捻正。

“前些天有个人来买香，”他说，“四十来岁，头发白了一半。他每天来，买一炷，也不烧，就那么揣着。”

“后来呢？”

“后来不来了。”老头把蜡烛头收回去，“大概人没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今早喝了粥。

我想再问点什么，话到嘴边又咽回去。

老头忽然抬头看我一眼，浑浊的眼珠里有一点光。

“你往后少来这种地方，”他说，“年纪轻轻的，别老想这些。”

我说好。

站起来要走，他又叫住我。他从纸箱底摸出一截红蜡烛，大约一指长，断成两截又用火烤过粘起来的。

“拿去，”他递给我，“不收钱。”

我接过蜡烛，揣进棉袄里兜。

走了几步，回头再看，老头已经被买香的人围住了。他弯着腰，一样一样往外拿东西，拿得很慢，收钱也收得很慢。

后来我去了外地念书，又回来工作。中间许多年没再见他。

有一回陪亲戚去人民医院做检查，在医院门口等人，忽然想起那个老头。

门口那排小摊还在，卖花的还是那几个人，卖水果的还是那几个摊子，只是那个卖香烛的灰布褂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

我问隔壁卖烤红薯的老太。

老太耳朵背，我问了两遍她才听清。

“那个老张啊，”她把红薯翻个面，“去年冬天走的。走之前还在摆摊，早上起不来，就让儿子替他。”

她指了指那个空位：“后来儿子也不来了，去南方打工了。”

我站在那儿，把那截断蜡烛还揣在里兜。

这么多年了，一次也没点过。

也没什么机会点。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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