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音里的的旧钓线（小说）

◉ 蒲耀茂（四川广安)

长江在这里拐了个急弯，水声像一把钝锯，来回拉扯着山城。重庆九龙滩的礁石上，常年蹲着一个人，旧草帽压得很低，像一枚不肯翻身的贝壳。他叫赵长庚，七十三岁，退休航道工。城里人都说，这老头钓的不是鱼，是江底沉了半个世纪的回声。
每天清晨四点，他提着一根被江水啃噬得发亮的斑竹竿，从十八梯的石阶爬下来。竿梢坠着一枚铜铃铛，是他年轻时在铜元局捡的弹壳改的。铃铛不响，只是锈迹里还留着当年兵工厂的硝烟味。赵长庚把竿子插进石缝，再从帆布袋里摸出一个小铁盒——里面不是蚯蚓，也不是面团，而是一截截剪得齐整的废旧电话线，红的、蓝的，像被拆散的血管。
“鱼认颜色，不认味道。”他总对围观的小孩这么说。
去年冬天，九龙滩来了个新面孔。小伙子叫周屿，二十七岁，戴黑框眼镜，背包里装着笔记本电脑和一本《重庆母城水系考》。他在网上读到“九龙滩最后一位老钓手”的帖子，跑来拍纪录片。
第一次碰面，赵长庚正把一条三指宽的鲫鱼放回江里。
“您不要？”周屿问。
“要不起。”老人指了指自己左肋，“这里开过刀，医生说少吃发物。”
周屿的镜头追随着那条鱼，银亮的鳞在浑黄江水里一闪，像一枚被重新掷回历史的硬币。
纪录片拍了半个月，周屿发现赵长庚的钓点从未变过——正对南岸一座拆迁中的老仓库，墙上还残留着“备战备荒”四个红漆大字。仓库的钢筋被切割得七零八落，像一头死去的钢铁巨兽。
“您为什么总坐这儿？”周屿终于问。
老人沉默良久，从怀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1969年的九龙滩，一排戴着藤帽的女兵正在礁石上拉纤，背后停着三艘装满钢材的驳船。最左边的姑娘扎两条麻花辫，怀里抱着一捆缆绳，笑得牙尖嘴利。
“她叫李秀芝，我未婚妻。”赵长庚用指甲轻轻刮过照片上的划痕，“那年我在这给她写过信，拴在浮标上放下去，她蹲在船头捞。后来船队炸了，沉在现在的钓点底下。”
周屿的镜头抖了一下。
惊蛰那天，江水暴涨。赵长庚照例四点到滩，却发现礁石被淹得只剩一个尖。他犹豫片刻，把竿子插进尖顶上，自己退到防洪堤上。雨线斜织，铃铛忽然响了——不是风吹，是竿梢猛地下沉。
老人扑过去拽竿，整个人被拖得跪在水泥地上。线轴吱呀乱转，电话线瞬间被拉得笔直。周屿赶来时，只见赵长庚的虎口已被勒出血，却仍不肯松手。
“是秀芝！”老人嘶哑地喊，“她来接我！”
周屿冲上去帮忙，两人合力往上拽。水面上浮出一团黑影——不是鱼，是一只锈蚀的军用饭盒，盖子被焊死了。
饭盒被撬开，里面是一叠泡烂的信纸，最上面一张字迹依稀可辨：
“长庚同志：等你打完这一仗，我们就回家种花。”
落款是1970年4月27日。
信纸在派出所做了登记，最后回到老人手里。那天夜里，九龙滩来了很多人——看热闹的、拍短视频的、还有李秀芝的妹妹，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赵长庚把信纸一张张铺在礁石上，让江风吹干。老太太蹲下来，摸了摸最后一张信纸的背面，那里有被圆珠笔戳破的痕迹，像一串省略号。
“我姐走前那晚，在船舱里写废了好多张。”老太太说，“她说钢笔没墨了，就用铅笔戳，戳得纸都哭了。”
赵长庚点点头，把信纸折成小船，放进江里。小船打了个旋，被潮水推回脚边。他又放第二次，第三次……直到第七次，小船才终于漂远，在航标灯的红光里变成一粒火星。
纪录片剪完那天，周屿把成片拷进U盘，送到十八梯的老屋。赵长庚正在灶台前煮小面，锅里浮着两片青菜，像两艘绿色的小船。
片子最后一段，是老人对着镜头说：“其实我知道，饭盒是上游施工队挖出来的，被浪卷到这儿。可那又怎样？四十年了，我第一次听见铃铛响。”
周屿问：“您以后还来钓吗？”
老人没回答，只是从抽屉里拿出一卷新的电话线，这次是白色的，像还没被岁月染色的月光。
2025年6月，九龙滩被划进“两江四岸”整治工程，礁石要被炸掉建观景平台。动工前夜，工人们发现最高的礁石上插着一根斑竹竿，竿梢挂着铜铃铛，铃舌被一根红线系住，死寂无声。
竿子旁边的水泥地上，用粉笔写了几个字：
“秀芝，今天水好，不钓了。”
第二天，江水退得很低，礁石裸露处露出一块锈蚀的铜牌，上面刻着：
“1969年九龙滩女子拉纤队沉船遗址”。
工人们把铜牌交给了博物馆。至于那根斑竹竿，被周屿带回了家，挂在书房墙上。每年清明，他会在竿梢系一条新的红绳——像一条从1970年游来的鱼，在城市的霓虹里，轻轻摆动。

分享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