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那年蜜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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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蜜的故事
文/陈金瀚
题记:
这是一篇原创微型小说。2014年夏,时任《湖南日报》的陈记者有幸遇见了湖南姚氏蜂业的继承人姚琼女士,并应邀写了一篇软文《那年蜜的故事》(小小说),今转载如下,以飨读者。
陈记者把录音笔往姚琼面前推了推。
“姚总,说说‘那年蜜’这名字的来历吧。”
姚琼三十岁,穿一件藏青色的亚麻衬衫,手腕上没有表。她看了一眼窗外的蜂箱,那些木头箱子在十月的阳光下泛着灰白的光。
“是我妈取的名字。”
姚琼告诉陈记者,她母亲跟我讲过一件事情,那年春天,供销社进了二十箱蜜蜂,没人会养,母亲站了出来。
“我养过。”她说。
其实没有。
祖父年轻时养过两箱,母亲只是在旁边看过几回。但是,当年供销社主任对母亲说:“你要是能养,年底给你评先进”。
那年春天,母亲凭着一股任性抑或是“湖南人霸得蛮”的创业精神,将“中华蜂”蜂箱搬回自家后院。头一个月,被蜇了四十七次。有次蜇在眼皮上,肿得三天睁不开眼。她婆婆说,一个女同志,养什么蜂。她没吭声,用没肿的那只眼睛盯着蜂箱看。
第二年,供销社的二十箱变成了六十箱。
常言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姚琼是八五年生的,她懂事早。曾记得母亲那双手常年被蜂蜇,指关节处总有红肿的硬块。冬天裂口子,用胶布缠着,缠得多了,胶布撕下来的时候带下皮肉。
“疼吗?”她问。
母亲把手指进蜂箱,一只一只地检视巢脾,头也不回:“不疼。”
一九九三年,母亲承包了供销社的蜂场。九八年,供销社散了,她把蜂场买下来。零三年,姚琼考上大学,学市场营销专业。母亲鼓励我说,你学这个好,将来把咱家的蜜卖出去。
2005年,20岁的姚琼与母亲一起去了深圳。她听说那边有个展销会,专门给农产品找销路。她拎着两罐蜜,坐了十二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在展馆门口被拦下来。
“没有展位不能进。”
她就在门口站着,逢人便递名片。有个香港客商接过名片,看了一眼,问,这是什么蜜。
“紫云英蜂蜜。”她说,“我养了十七年蜂。”
香港客商买了两罐。
第二年,湖南姚氏蜂业在香港注册了商标:“那年蜜”。
““那年蜜”是哪年诞生?”
她没有回答。
姚琼后来问过母亲同样的问题。母亲正在摇蜜,手上动作没停,蜂蜜顺着摇蜜机的桶壁流下来,金黄色的,在灯光下有些发亮。
姚琼不说话了。
她告诉陈记者,当年妈妈一个人独自支撑起养蜂事业,养活了她一家人。
二〇一二年,“那年蜜”开始出口海外市场。第一批货发往新加坡,姚琼去机场送。装货的时候,她忽然想起一件事。
“妈,“那年蜜”呢?”
她愣了一下,好像没听清。
“什么蜜?”
“我三岁那年,我让留的那罐。”
“我吃了。”她说。
她停顿了,大脑里陷入往日时光的沉思。
“就是吃到嘴里,想起那年春天的紫云英,一大片一大片的,母亲站在地里,朝我招手。”
此时,姚琼看着记者,想说什么,没说出来。
姚琼女士最终将母亲创业并在香港成功注册“那年蜜”商标的故事,告诉给陈记者。
窗外,一只蜜蜂落在玻璃上,爬了两步,又飞走了。
“我妈今年六十多了,”姚琼说,“还养蜂。我让她别养了,她说不养不行。”
“为什么不行?”
姚琼笑了一下。
“她说,假如世界上没有蜜蜂,人类只能活四年。这话有科学依据,她是科普过的。但她接着说,蜜蜂没了,紫云英就没了,紫云英没了,那年就没了。”
陈记者把录音笔关了。
“这句别录了。”姚琼说。
陈记者点点头。
太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桌上那瓶“那年蜜”上。玻璃瓶,标签是那年去香港注册时的样子,一直没换过。瓶身上的字很小,要凑近了才能看清:
湖南株洲。紫云英蜂蜜。
(2014年,作于株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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