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结婚

◉ 金瀚（湘潭)

一九九八年冬，哨所外的白杨树掉光了最后一片叶子。

高永祥第三次推迟休假后，连部特意批了他十五天假。指导员刘云鹤把假条拍在他手里时，眼神里带着不容拒绝的严肃：“这次再不回，政治部该找我谈话了，说咱们边防连不让战士结婚。”

高永祥捏着假条，掌心微微出汗。铁皮盒里，王秀英的信已经积了四十七封，最新一封里夹着一朵压平的格桑花——她暑假时带着学生去县城参加比赛，特意绕道去了趟花卉市场。

“永祥，市里的姑娘结婚都戴鲜花，边疆没有，我给你寄一朵干的。等你回来，咱们去后山采新鲜的。”

信纸边角已经磨损，显然被反复翻阅过。三年来，他们通了四十七封信，却只见过一面——去年高永祥立二等功，部队特批他回家一周。那一周里，他们去镇上拍了张合影，在王秀英教的班级黑板上写了“精忠报国”四个字，还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许了婚约。

“等我转成志愿兵，咱们就结婚。”高永祥当时说。

王秀英低着头，辫梢在手指上绕了一圈又一圈：“我等的又不是志愿兵，是你。”

火车在陇海线上跑了三天两夜。高永祥穿着没有肩章的军便服，坐在靠窗的位置，看中原大地从荒芜渐次染上绿意。邻座的大娘问他：“小伙子，回家探亲？”

“嗯，回家结婚。”他说出这四个字时，心跳突然快了一拍。

大娘笑了，从布袋里抓出一把红枣塞给他：“喜庆！带着路上吃！”

枣很甜，高永祥想起王秀英信里说，她在家门口种了两棵枣树，今年第一次结果，“红的留给你，青的我腌了，等你回来吃腌枣”。

村庄还是那个村庄，只是土路变成了水泥路。高永祥背着军绿色的背包走到村小学时，正好赶上放学。孩子们像麻雀一样涌出来，有个眼尖的男孩突然喊：“王老师，解放军叔叔回来了！”

王秀英从教室里走出来，系着那条他寄给她的红围巾。三年时光在她身上沉淀出更加沉静的气质，只是看到他时，那双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和三年前照片上一模一样。

她小跑着过来，在离他两米的地方停住了，脸微微发红。孩子们在身后起哄，她回头瞪他们：“快回家写作业！”

孩子们嘻嘻哈哈地跑开了。

“路上顺利吗？”她问，声音有些发颤。

“顺利。”高永祥从背包侧袋掏出一个小盒子，“给你的。”

盒子里是一枚用子弹壳打磨的戒指，在夕阳下泛着黄铜色的光。那是巴图鲁教他做的，用了整整二十个晚上。“蒙古族的规矩，”巴图鲁说，“子弹壳护平安，愿你的女人一生平安。”

王秀英把戒指戴在无名指上，大小正好。她抬起头，眼睛里闪着水光：“你做的？”

“嗯。等以后有条件了，再给你买金的。”

“这个就好。”她摩挲着弹壳上细密的纹路，“比金的珍贵。”

婚礼定在腊月二十六。王秀英本想简办，但父亲高老汉不答应：“俺儿在边疆为国家站岗，结婚必须风风光光！”他把攒了三年的抚恤金全取出来，摆了十二桌酒席。

婚礼前一天，高永祥去县武装部办手续。工作人员看着他的档案，肃然起敬：“二等功臣！你们连长特意打电话来，说婚礼当天要给你个惊喜。”

会是什么惊喜呢？高永祥猜了一路。

腊月二十六，天还没亮，高永祥就起床了。按照家乡习俗，新郎要去祖坟上告慰先人。他跪在母亲坟前，重重磕了三个头：“娘，儿今天成家了。媳妇叫秀英，是个老师，对爹好，对我也好。您在那边放心。”

坟头的枯草在晨风中轻轻摇晃，像是点头。

回来时，村口已经热闹起来。让高永祥没想到的是，刘云鹤和巴图鲁竟然来了，还带来了全连战友凑份子买的一台蝴蝶牌缝纫机——那是当年最紧俏的“三大件”之一。

“连长特批的，”刘云鹤拍拍他的肩，“咱们边防连第一个在服役期间结婚的兵，必须撑场面！”

巴图鲁用生硬的汉语说：“我，证婚人。蒙古族，吉利。”

王秀英穿着红棉袄出来敬茶时，巴图鲁从怀里掏出条哈达，郑重地披在她肩上：“草原的祝福，给你们。多生孩子，保卫国家。”

满堂哄笑，王秀英的脸红得像身上的嫁衣。

婚礼最热闹的时候，村主任拿着份电报匆匆进来：“永祥，部队来的！”

高永祥立正接过来，是连长亲笔写的贺电：“欣闻高永祥同志今日大喜，全连官兵遥祝新婚快乐，白头偕老。望永祥同志休假期间不忘战备，归队后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边防某部全体官兵敬贺。”

王秀英轻轻碰了碰他的手：“念给大家听听吧。”

高永祥一字一句地念完，院子里突然安静下来，接着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高老汉抹着眼睛，对乡亲们说：“瞧瞧！部队都来贺喜！俺儿光荣！俺媳妇光荣！”

按规矩，新郎新娘要挨桌敬酒。敬到小学老校长那桌时，老先生颤巍巍地站起来：“永祥，秀英，我教了一辈子书，今天说句课本上没有的话——你们这桩婚事，是钢枪和粉笔的联姻，是边关和课堂的对话。好好过！”

夜深了，宾客散去。新房里，红烛摇曳。王秀英拆开发髻，长发如瀑般泻下。她从枕头下取出一个小本子：“永祥，我有东西给你看。”

那是本日记，从三年前他们通信开始记起。

“1995年4月3日，今天收到永祥第三封信。他说哨所外有狼，我不怕狼，只怕他冷。”

“1996年春节，他没回来。我在教室黑板上画了幅中国地图，告诉孩子们，高叔叔就在这里，最西边那个小红点。”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永祥来信说，他们在海拔五千米的哨所看了升旗直播。我带着孩子们在教室也看了，有个孩子问：王老师，高叔叔站的地方，也是中国的香港吗？我说：都是中国，每一寸都是。”

高永祥一页页翻着，喉咙发紧。最后一段是昨天的：

“明天就要成为他的妻子了。我知道，嫁给他就是嫁给边关的月亮，嫁给风雪里的守望。我不后悔。如果每个军人都因为害怕等待而无人肯嫁，那谁来保卫我们的孩子安安稳稳读书呢？永祥，你守国，我守你。”

高永祥合上日记，把妻子紧紧搂在怀里。她的头发有淡淡的桂花香——那是她信里提过的，特意为婚礼买的头油。

“秀英，我可能一辈子都给不了你富贵安逸。”

“我要的不是富贵安逸。”王秀英靠在他胸前，听着那颗为祖国跳动的心脏，“我要的是每次写信时，知道信的那头有个让我骄傲的人。我要的是教孩子们‘祖国’两个字时，心里有个具体的模样。”

窗外飘起了小雪。高永祥忽然想起哨所前的国旗，这个时间，该是巴图鲁在降旗。他会把国旗仔细叠好，抱在怀里带回营房，像抱着一个婴儿。

“想哨所了？”王秀英轻声问。

“有点。”高永祥老实承认，“习惯了。每天这个时候，该交岗了。”

“那就当是在哨所。”王秀英吹灭蜡烛，“我陪你站这班岗。”

黑暗里，他们相拥而卧。远处传来零星的鞭炮声——快过年了。

休假的日子过得飞快。高永祥每天早起，把水缸挑满，把院子扫净，还修好了小学坏掉的桌椅。王秀英下课回来，总能看见他在忙活，像个最朴实的农人。

只有一次，她看见他站在院门口，望着西北方向出神。那是边疆的方向。

“想回去了？”她问，手里端着刚出锅的饺子。

高永祥收回目光：“还有三天假期，不想。”

但王秀英知道，他的心已经有一半飞回了雪山脚下。就像信鸽，无论飞多远，总要归巢。他的巢在边疆。

临走前一晚，王秀英把他的军装一件件熨平，纽扣一颗颗擦亮。高永祥坐在炕沿看她忙碌，突然说：“秀英，等我满十二年兵龄，可以带家属随军。到时候，你愿意去边疆吗？”

王秀英的手顿了顿：“去边疆做什么？”

“可以继续教书。哨所旁边有个小镇，那里有所小学，只有两个老师，三十多个孩子。”

“孩子们说汉语还是蒙古语？”

“都有。有些孩子一句汉语都不会。”

王秀英的眼睛亮了：“那我可以教他们汉语，你可以教他们唱军歌。”

他们就这样说着，说到深夜，说到鸡鸣。仿佛那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明天就要启程的旅途。

第二天清晨，王秀英送他到村口。她没有哭，只是仔细地帮他理了理衣领：“家里你放心。爹我会照顾好，学生我会教好。你在那边，也要照顾好自己。”

客车来了。高永祥上车前，突然回头，向她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王秀英立正，还了一个少先队员的队礼——那是她教孩子们行的礼。

车开远了，王秀英还站在村口。有早起的村民看见她，招呼道：“王老师，永祥走啦？”

“走了。”王秀英微笑，“回他的另一个家。”

她转身往学校走去，手指触到口袋里的东西——是那枚子弹壳戒指。她把它拿出来，戴在无名指上。朝阳照在上面，反射出温暖的光。

教室里，孩子们已经在早读。琅琅书声飘出窗外，飘过村庄，飘向远方：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王秀英走到黑板前，拿起粉笔，在“中国地图”那个小红点旁边，画了一颗小小的爱心。

一个孩子问：“王老师，这是什么？”

“这是，”王秀英顿了顿，笑容像朝霞一样绽开，“这是老师的心，留在最需要它的地方。”

窗外，腊梅开了。春天不远了。

而在千里之外的边防连，高永祥的战友们正在布置新房——那间连队特意腾出来的夫妻房。巴图鲁挂上哈达，刘云鹤贴上喜字，通讯员小赵把高永祥和王秀英的合影摆在床头。

“班长回来该惊呆了吧？”小赵说。

刘云鹤笑了：“惊什么呆？这是他的家，也是咱们连队的喜事。告诉你们，以后咱们连结婚的会越来越多——国家强了，边防稳了，军人也该成家了。”

雪山上，朝阳正缓缓升起，给万里边关镀上一层金色。哨兵在岗楼上挺立如松，钢枪上的霜花渐渐融化。

那是一个军人用忠诚守护的清晨，也是一个女子用深情等待的明天。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每一天都有离别，每一天都有重逢。而所有的离别与重逢，最终都汇成同一首歌——一首关于守护与守望的歌，在边关的雪山与内陆的村庄之间，永远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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